发现官窑

历史有着太多的巧合与因缘际会。比如辽阳冮官屯，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但自从它与古窑址联系起来，成为辽金时期“五京七窑”之一的重要窑厂之后，这名字中的“官”字就有了不同的意义，人们总要将它往“官窑”上想象。这种想象一直持续了七八十年，直到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窑址实物的不断发现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冮官屯窑的官窑性质才得到发现和认同。

一

很早以前，冮官屯就是我喜欢去的地方。一天之中，可以上燕州山城赏古，汤河温泉洗浴，参窝水库吃鱼。当然，记忆最深的还是行走在冮官屯村头，隔着太子河，欣赏深秋季节对面燕州古城山上的绚烂色彩，或是殷红，或是浅黄，或是粉白。殷红的是枫叶，浅黄的是野菊，粉白的是荻花。河水与村庄间的漫坡上、河滩里，堆满了古瓷片和各式窑具，随手捡到几片白釉褐花瓷片或是窑砖，在河水中洗净，阳光下一照，似乎就能感受到千年前釉色的流动与窑火的温度。

然而，不管我来过冮官屯多少次，也多是游赏，虽然注意到这里有规模很大的窑厂，并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陶瓷”一节中第一次提出“五京七窑”一说，但还是未能将这里与“官窑”联系起来，直到2014年7月30日那天，冮官屯窑才让我真正地刮目，原来这里竟是辽金时期的官窑所在地。

那一次是陪同原辽宁省副省长林声先生，他当时正在从事新辽三彩的烧制，为了深入探究辽瓷的釉色与纹饰，于是前往正在考古发掘的冮官屯窑现场。接待我们的是主持此地发掘工作的辽宁考古队队长梁振晶先生。在盛夏的骄阳下，80多岁的老省长从太子河的河滩到村头玉米地里的考古现场，在窑址探坑里上上下下，腿脚比年轻人都利索。那一天，梁队长讲得仔细，老省长听得认真。在考古队驻地，大量出土的冮官屯窑瓷，或是粘连在一起的一摞摞碗碟，或是各种釉色和花纹的瓷片，或是大大小小的窑具，整齐地编号排列在玻璃柜里，更多的则是装在蛇皮袋中，堆垛在一起。

梁队长介绍说，冮官屯窑的最早发现是在20世纪30—40年代，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始于2013年。从这一年的7月开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太子河南岸台地上保存相对较好一处窑址（冮官屯窑址一号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700余平方米。共发现瓷窑址12座，发掘11座，灰坑80余个、房址3座、作坊址3座。发掘的窑址基本形状均为“馒头窑”，结构可分为窑门、火膛、窑床、烟囱四部分。发掘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遴选出1000余件窑具、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玩具、建筑构件等文物标本。这次发掘进行了一年多，从实地勘察看，冮官屯窑应当是一个窑址群，以辽阳市文圣区小屯镇冮官屯村为中心，分布范围东到小孤家屯、西到英守村、南到山脚下、北到灯塔市西大窑镇的下缸窑村，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

之后，梁队长引导我们来到村后太子河南岸台地上一处考古探坑前说：“今年我们在这里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面积大约400平方米，发现窑址1座、房址2座、作坊址3座、灰坑69个，出土可复原及相对完整的瓷器标本约1000余件。此外还出土有一些陶器、铁器、骨器及铜钱等。”他下到探坑里，分别指给我们：这是窑址的马蹄形外墙结构，门东向，分窑门、火膛、窑床、烟囱、窑外护壁等。他说第二次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出土遗迹及遗物较为丰富，从时代上可分为辽、金、元三个时期，这些都为研究冮官屯窑址在特定历史时期烧窑技术转变及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梁队长还介绍说：去年10月，省考古研究所曾邀请国内部分考古和陶瓷专家到冮官屯窑址考察，并召开了一次论证会，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郭大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吕军、彭善国等都参加了这次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冮官屯窑址的发掘是东北地区对辽金时期瓷窑址进行的首次发掘，对于了解和丰富中国陶瓷史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论证，其中两个方面的发现最有意义。一是冮官屯窑址面积就目前发现已达10余平方公里，且距此地以东50公里处的本溪地区也发现了同时期同样风格的窑址，所以这些都应是辽代东京的附属窑厂，应该称之为“东京窑”比较恰当，而冮官屯窑厂只是东京窑系众多窑厂中的一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二是冮官屯窑遗址为辽代东京附属瓷窑的代表性窑厂之一。排灶、瓷窑务驻地（或为窑神庙基址），在全国窑址发掘中都是首次发现。该窑址中的高温白瓷有一部分精品，还有带人名和诗词的文字瓷器，说明该窑厂不仅烧民用瓷，同时也具有官窑的技术水准，可以烧制官用精品瓷。如此说来，冮官屯窑应当是辽金时期的官窑之一。以上两个方面，无疑会改写辽金瓷器史或东北地区的瓷器生产发展史。

我们站在一千年前的古窑址前，听着梁队长的介绍，再细看那些窑壁上层迭的火石红窑砖，似乎还能感觉到当年的热度。冮官屯，确实是让我们兴奋的一个地方，不仅仅是它名字中的“官”，最重要的是在它的窑火沉寂了一千年之后，这里的热度再次被点燃，因为在这里，在辽代东京附近，发现了官窑。

二

辽阳在历史上曾为“四都”“三京”，辽时这里是“五京”之一的“东京”。辽朝是我国契丹族在10世纪趁唐王朝没落时建立起来的独立地方政权，先后与五代、西夏和北宋并立。辽朝的国土面积十分辽阔，辖境为东至日本海，西至额尔齐斯河，北抵贝加尔湖，南至冀中保定，后以拒马河为界。辽阳不仅是辽朝腹地，“东京”之都，同时还是陶瓷的重要生产基地。考古发现，辽代瓷窑，在中国北方已知的主要有7处，其分布均在“五京”附近。如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有“上京窑”“南山窑”和“白音戈勒窑”；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有“缸瓦窑”；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有“冮官屯窑”；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有“青瓷窑”。这些瓷窑主要为“五京”周边和皇家供应产品，从而成就了辽代陶瓷200年的辉煌。

其实，辽代陶瓷的发现和认定，不过是百年间的事。20世纪初，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市场里出现了一种工艺粗糙、纹饰质朴，与中原和南方风格迥然不同的瓷器，人们不知道这种瓷器出自何处，只知道是从东北地区流出来的，于是就称其为“北路货”。后来由于金毓黻在沈阳的偶然发现和披露，人们才知道原来“北路货”就是辽瓷。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辽瓷研究专家佟柱臣先生在《中国辽瓷研究》一书中说：“正像陶瓷界称陈万里先生为越瓷之父一样，我们称金先生为辽瓷之父。”巧合的是，金毓黻先生也是辽阳人，他的出生地距冮官屯不过30公里。

然而这位“辽瓷之父”在世时并不知道家乡“东京”附近还有这样一座大规模的辽代官窑。20世纪40年代日本人考察冮官屯窑的时候，金毓黻先生正远在抗战大后方重庆的中央大学和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而1955年他的好友李文信先生主持小规模发掘冮官屯窑址的时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金先生，因身体欠佳，也无从顾及此事了。所以，故乡的冮官屯未能与金毓黻先生有所交集，不管是对此地还是对此人，都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我第一次到冮官屯是2007年，那一年是金毓黻先生诞辰120周年。为了写作长篇散文《辽阳出了个金毓黻》，我与朋友先寻访考察了金先生的出生地佟二堡镇后八家子村，然后赶到冮官屯。

冮官屯在地理位置上十分优越，它西部为丘陵地带，距辽阳城30公里；南面为千山余脉，距弓长岭区与汤河镇25公里，西南13公里与小屯镇对接，东南5公里为太子河上的参窝水库；北面隔河与灯塔市西大窑镇相望，距沈阳50公里。长白山脉流出的太子河经过本溪由东而来，绕过村北，流出村西，最终与浑河一起汇入大辽河出渤海湾。太子河水在冮官屯渐宽渐深地拐了一个弯，形成一个半岛，而村庄正处在这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中。据村人说，村里原有两条街，因河水逐年南侵，如今只剩了一条，北街的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河中心。村后的太子河南岸是七八米高的陡坡，坡上经雨水冲刷过的河崖断层中，有窑址、窑渣堆、灰坑等裸露出来，沿河近200米的陡坡上散落着厚厚一层瓷片、窑砖和窑具等。其中最多的是厚而结实的瓶底、碗底一类，脚踏上去，一片哗哗之声，瓷片会顺着土坡滑向河滩。如今，河边的瓶底、碗底一件难寻，据当地村民说，前些年有赤峰等地人来此雇人捡拾瓷片，其中最感兴趣的是瓶底和碗底，最后足足拉走了一卡车。我曾问，他们捡这些瓶底、碗底做什么，有人告诉我说：回去烧制仿辽瓷。我顿时明白了，在今后辽瓷鉴定中，如果专家再凭以往的经验看瓶底、碗底断新老，那可就大跌眼镜了。

上千年了，种菜挖井都能发现陶瓷的冮官屯人根本没把这些瓶底、碗底当回事。他们面对这大面积的古窑址，更多的是诗意的陶醉。在村边河沿，如今还能不时发现有当年窑址遗留下的结晶釉，一小块一小块，或墨绿色，或深褐色，光亮而密致。当地人称其为“星星拉㞎㞎”，意即天上的星星遗落在人间的大便，这是早年人们不知此为何物而产生的联想。我真是佩服冮官屯人的智慧与想象力，竟然能给这些结晶釉一个十分形象和富于诗意的名字。试想一下，那些古今中外最浪漫的诗人，也不曾写过“星星拉㞎㞎”的诗句，只有在这样的古村落里，有古老官窑的地方，才能激发出如此美妙的灵感。

在感叹冮官屯人的浪漫和诗意之余，我也对古窑址缺乏有效的保护而担心，虽然这里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还是“五京七窑”之一的“东京官窑”，但对这里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却多少年未见进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窑址是这个故乡里最入骨的乡愁。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陶器无疑是一项最重要的发明，从茹毛饮血，到煮熟炖烂，陶器在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进化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世界各地都不曾从陶器跨越到瓷器，唯有在中国，创造了瓷器。瓷器让人类的生活比陶器时代更文明，也更精彩。由此，china（英文，瓷器之意，外国人将瓷器代称中国，可见其影响力。——作者注）构建了华夏文明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骄傲。然而，多少年来，我们不仅在世俗生活中忽略了随处可见的瓷器，致使中国生产瓷器的质量落后于许多国家；而且还在文化与考古事业中忽略了生产瓷器的窑址，淡化甚至割裂了中华文明的根脉。

窑址不仅是陶瓷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比墓葬更有考古和文化价值。它出土的每一件残器或残片，都闪烁着最原始的美不胜收的光华，从这些残片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土与火的神奇，釉与彩的绝伦，工艺与纹饰的超妙；每一片古瓷都能让我们领略一次生命诞生的过程，博大与渺小，永恒与短暂，沉寂与升华，竟然那么和谐自然地融会在一起。比如在冮官屯古窑址，捡起一块斑驳的瓷片，抚摩一件带有窑火味的窑具，都比我们观看拍卖场上或是收藏家手里的官窑完整器更能真实地感知历史，体味生命。但多少年来，历经沧桑变迁，大多数的窑址都淹没在荒烟蔓草之中，或风化殆尽，或难以寻找。所以，每一处窑址的踪迹对于陶瓷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大约正是基于此，近现代以来，才有一大批考古学家、陶瓷研究学者孜孜以求地寻找古代窑址。如叶麟趾遍访古代窑址，于20世纪30年代编写出《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保存了一大批今天已失去的古代窑址；陈万里先生“八下龙泉，七上绍兴”，终于寻找到越窑窑址；此后的冯先铭、耿宝昌、李辉柄、叶喆民、李知宴、王莉英、叶佩兰、钱汉东等先生，历尽艰辛，遍走华夏大地，发掘、调查、寻访古窑，才有了《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寻访中华名窑》这些珍贵的有关窑址的著作。也是从这个角度看，在辽海地区，相对保存下来的冮官屯窑对于我们研究辽代和中华陶瓷文化，就愈发显得意义非凡了。

三

令人庆幸的是，相关考古部门终于用了两年的时间，对冮官屯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从而初步还原了这个“十里窑厂”的历史原貌，确定了它本来的“东京官窑”地位。这个发现的过程是漫长的，足足经过了80年的时间。

从目前史料看，中国人最早记载冮官屯窑的是叶麟趾在1934年出版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叶麟趾是著名陶瓷史专家叶喆民的父亲。此书第七章第三十四节曾记载“辽阳窑”说：“在今辽宁省辽阳县冮官屯。”到了40年代，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人对冮官屯窑开始试掘，获得鸡冠壶等辽代瓷器，为此，日本考古学家岛田贞彦写了《鸡冠壶》一文，收入其在1944年出版的《考古随笔·鸡冠壶》一书中。1955年，李文信先生对冮官屯古窑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写有《辽阳县冮官屯古窑址笔记》，包括“冮官屯窑各种支具装烧法推测复原图”“辽阳冮官屯附近简图”和“冮官屯附近出土的带有‘石城县’刻款的瓦砚拓片”等。通过李文信先生的考察记述和后来的进一步发现证实，“冮官屯窑”始于辽，废于元初，按这个时间算，至少存在了300多年。但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李文信先生，都没有注意到冮官屯窑的官窑性质，因为在当时，对辽瓷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辽瓷本身有没有官窑尚在争论之中。

其实，辽代“五京七窑”大都有官窑性质，或半官半民。民国时期在辽墓出土的瓷器中，曾发现多件带有“官”字款的具有辽地本土特征的白瓷，为此金毓黻先生曾在《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一文中说：“辽墓出土的凡有‘官’字的白色瓷器并包括其他白色瓷器在内，都是辽国官窑出品。”后来，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在《我对于辽墓出几件瓷器的看法》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些白瓷不是辽国官窑，而是河北定窑产品。后来，确曾在河北定窑遗址中发现了带有“官”字款的瓷片。金、陈两先生的两种不同意见由于一时出土资料尚少，未能展开进一步讨论。后来李文信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在辽宁省博物馆编《辽瓷选集》编后记中为金毓黻先生的观点补充说：“辽代官窑很可能就是缸瓦窑屯烧窑。但在这个窑址里，迄今还未发现划‘官’字款的器片，数据仍嫌不足，暂时还难于最后确定。不过划‘官’字款的盘口瓶、鸡冠壶等器绝非中原产品，一定是在辽‘烧窑官’的监制下烧造的，不能因为湖南长沙和河北曾出过‘官’字款器，就否定辽代有官窑。”毫无疑问，李文信先生举例‘官’字款的盘口瓶、鸡冠壶等辽地本土特征瓷说明辽国有官窑器是正确的。后来随着考古的深入，终于在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缸瓦窑发现了带“官”字款的实物，这就是“官”字款的匣钵和“新官”二字款的垫柱，证明“赤峰缸瓦窑村瓷窑址确为辽代有文献可考的官窑遗址”。

随着大规模考古发掘，冮官屯窑址里也出现了许多带“官”字款的瓷片。同时，在辽阳冮官屯窑研究会会长王嘉宁先生收藏的窑址实物中，也有带“官”字款的器物。那一天，王先生邀请林声先生和我们一起到他的藏馆里看实物，在一只相对完整的黑釉鸡腿瓶的肩部，就有一明显的刻划“官”字款。在王先生的收藏中，还有一件半残的鸡腿瓶，足部无釉处有模印“公主梁”三个字，兹亦证明这是当年官用运酒的鸡腿瓶。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金毓黻先生当年判断的正确。而其他窑址中，虽未发现有典型的“官”字款瓷器实物，但却有着很浓的官署管理、为“京”服务的官窑色彩。如南京（今北京）析津府“龙泉务窑”中的“务”字，就有着鲜明的官署性质。“务”在宋、辽、金时本就是官署名，为掌管贸易和税收的机构。《文献通考·征榷一》：“宋朝……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宋史·食货志上二》：“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务掌之，号稻田务。”辽代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参照宋制，所以“龙泉务”之“务”自然也是“置官监临”，有官窑之性质。

同样，冮官屯窑在辽金时期也曾称“瓷窑务”。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冮官屯窑址附近出土的“金代正隆五年瓷质明堂之券”，这是一件瓷质购买墓地券，当为冮官屯窑所烧制。此券开头文字：“维大金正隆五年岁次庚辰七月丁丑朔廿七日癸卯，东京辽阳府辽阳县辽阳乡瓷窑务住故王兴公之券，因殁袭吉。”这段说明金时此地是称“瓷窑务”的，金朝正隆五年（1160），相去辽亡才35年，“瓷窑务”应还是延续辽的称呼。另外，王嘉宁先生也藏有一件冮官屯附近出土的“金代泰和元年瓷质天穴之券”，券文开头云：“维南赡部州大金国泰和元年岁次辛酉四月建癸（巳）十有八日丁酉之辰，祭人京东瓷窑务住人刘瑀为亡考妣，因凶袭吉，于南山之阳约二里。”此处也称冮官屯为“瓷窑务”，由此可见当时的冮官屯同南京析津府的“龙泉务窑”一样，都具有“置官监临”的官窑色彩。

四

时过千年，具有官窑性质的冮官屯窑有着怎样的具体情形？它的地下到底埋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些都要靠考古发掘才能一一呈现给我们。

有关冮官屯窑的烧造技术与方法，李文信先生在《关于辽阳冮官屯古窑址的笔记与数据》中有详细的绘图说明，其中有垫烧法、支架装烧法和方匣钵装烧法；窑内支垫工具有圆饼形支具、轮形支具和环形支具等。以前，因为缺少实物证明，许多研究辽瓷的专家学者多认为冮官屯窑“烧瓷不用匣钵，而采用各式耐火砖障火入窑法，即在圆形较大窑室中采用各式大小、厚薄、方圆不同的耐火砖障火和支、顶、挤、垫工具装烧，说明窑业技术已很进步，故广大窑厂中不见一个匣钵残片”。佟柱臣先生在《中国辽瓷研究》一书中也持这种观点，说冮官屯窑“不用匣钵”。

2010年，冮官屯吴姓农民在村中太子河边建房，在房基地里发现古窑两处，出土大量残瓷，其中有的瓷器还数件迭装在匣钵里。这些出土的匣钵有的完整有的残缺，灰色或红褐色耐火材料制成，一般呈圆直筒形，直径从10—30厘米不等。这说明冮官屯窑并非“不用匣钵”，而是大量使用匣钵的，这都证明了当年李文信先生的推测。

关于冮官屯窑的瓷器胎质，从出土实物看，一般使用未经过淘洗的胎土，致使胎坯厚重，胎质较粗、胎色较深，并含有杂质，颗粒明显，坚硬有光泽，但瓷化程度不高。烧成后胎呈黄色、黄白色、灰白色、淡红色、黄红色、红黑色、浅灰色、灰褐色、黄褐色、深灰色等。但冮官屯窑也有少量白细瓷，胎土经过多次淘洗，几近中原地区细瓷的胎质。胎体均厚薄适中，胎质坚致细腻，瓷化程度很高。这也是梁振晶队长所率领的考古队经过大规模发掘之后认为这种精品高温白瓷即为当时官窑的左证。

考古还进一步发现，冮官屯窑址出土的大量瓷片以白釉为主，不仅有类似赤峰缸瓦窑的白瓷，还有仿定窑的精美白瓷、黑瓷、仿磁州窑的黑花瓷片，另外还有黑釉瓷、大量窑变瓷片，也偶有茶叶末釉、白地黑花瓷和三彩器。在窑址中还发现有青瓷和高丽瓷瓷片，一时难以确定是否为冮官屯窑所烧制。冮官屯窑以粗瓷居多，因胎质的缘故，因此多靠施化妆土来增加白度和掩盖缺陷，从而使得较粗糙的器物坯体表面变得光滑洁白，以增加釉色的莹亮效果和器物美感。施釉多不到底，且釉色干白，温润不足，有的釉因汁水稀释，釉层很薄。黑瓷釉色较黑，但温润不足，有的釉色略偏红，光亮明显。酱釉呈酱红色，光泽明亮，也有的呈酱黑色，釉面缺少光泽。但发现的少量细瓷，制作工艺却很精细考究，应该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一般仅底部着地处无釉。这类细瓷中的白瓷釉色多白中透青或白中闪黄，与邢、定两窑精品极为接近；黑褐釉瓷中部分有兔毫闪烁，窑变瑰奇，几如建窑。这一类细瓷都釉质光洁明亮，莹润如玉，这大概已是到了金代时的制品。

在器型上，冮官屯窑址中出土的可辨器物种类以碗、盘、碟、盆、罐、缸、瓶、盏、壶、钵、杯为主，另外还有鸡腿瓶、兽首埙、围棋子、水盂、砚滴、瓷枕、瓷砚、扑满、油灯、纺轮、小人、小马、小狗、骑士像等玩具类，种类丰富，品种齐全。其中最多的是日用大器，大碗尤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窑址发现的梅瓶，大者器型饱满，浑圆壮硕；小者庄重雅致，玲珑古朴，是辽代梅瓶中的典型代表。另如小玩具中的兽首埙，有牛首、猪首等，做工生动可爱，多为酱色半釉，三孔。此物时人称为“三孔笛”，为游牧民族少年手中能吹响的玩具。还有围棋子，多为无釉素胎，低温烧制。这种围棋子，与辽宁及其他地区辽墓出土文物和墓室绘画相吻合，说明辽时中国北方地区的“藉草围棋”并非传说，围棋的普及在当时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在纹饰上，冮官屯窑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写意性强，寓意丰富。主要以花鸟鱼草为主，如比较随意的菊花、兰草、蜻蜓、游鱼等。一般都技法简单而质朴，如同写意画，洒脱率真，多以褐釉或黑釉绘在白瓷上，尤其在瓶、钵、碗等器物的肩、腹、沿等部位常见，这一点可以见出是受磁州窑的影响。另外，在冮官屯窑的瓷器上也不乏划花、刻花、印花纹饰，有的类似定窑单纯以线条为装饰的痕迹，还有的刻花则与磁州窑风格相同，先在胎体表面施一层化妆土，然后在其上划出纹饰轮廓，再剔去纹饰以外地子上的化妆土，露出深色的胎体，形成以深色的地子衬托白色纹饰的装饰效果。还有的划出之字纹，露出胎体，更显古朴之美。

从冮官屯窑瓷作的多种器型和装饰艺术所透露出的辽代北方特别是辽海地区的艺术融合与审美取向看，其作品不仅有着浓郁的契丹族传统文化和草原生活气息，而且也有着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影响，如器型的粗犷豪放与均衡对称，风格的挺拔刚健与小巧生动，纹饰的泼辣酣畅与稚拙朴素，都折射出了辽海地区民族融合与文化渗透的品格和气质，体现出了冮官屯窑古瓷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美学特征。

在辽到金再到元初的300年间，冮官屯窑以数量齐全的器型、丰富多彩的釉色、多种多样的窑口、规模巨大的窑厂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辽代“五京七窑”之一，成为中国南方与北方、关内与关外的瓷业交汇点和北方陶瓷研制、加工、生产、销售集散地。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地位，除了冮官屯依托东京辽阳和有着丰富的本地瓷土以外，还有着其他“四京六窑”所不具备的优势。如它紧临太子河，具有水上运输大通道。想当年，以冮官屯为中心，太子河两岸很大范围内窑厂遍布，以至今天冮官屯对岸的村镇名还有“西大窑”“上缸窑”“下缸窑”的称呼。那时候，冮官屯不仅有规模宏大的窑厂，还有不小的码头，每天无数船只穿梭往来，各色瓷器从这里装船，通过太子河西出渤海；或是转入辽河、浑河，东进关东腹地。河水之外，冮官屯地处辽东低山丘陵与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南边紧靠千山山脉，低山丘陵里的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也为窑厂提供了大量的窑柴资源。有了取之不尽的山林木柴，才能保证冮官屯的窑火彻夜不熄，毫无疑问这也是冮官屯窑得以延续300年，并成为“东京官窑”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