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奈良佛教六宗

随着日中佛教文化交流的发展，除大量汉译佛教经典传入日本外，中国的佛教学派和佛教宗派的著作也逐渐传入日本。日本僧尼在日常生活中除按国家规定诵读《金光明最胜王经》、《法华经》、《仁王般若经》三部“护国经典”外，还举办讲经会，进行佛学研究。从飞鸟时代到奈良时代最流行的佛典不仅有所谓“护国经典”，还有《大般若经》、《金刚般若经》、《维摩经》、《胜鬘经》、《华严经》、《梵网经》、《无量寿经》等。朝廷对僧尼进行佛学研究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养老二年（718年）十月太政官告僧纲曰：

智鉴冠时，众所推让，可为法门之师范者，宜举其人显表高德；又有请益无倦，继踵于师，材堪后进之领袖者，亦录名腊（按，姓名和受具足戒之后的年数），举而牒之；五宗注56之学，三藏之教，论讨有异，辨谈不同，自能该达宗义，最称宗师，每宗举人并录；次德根有性分，业亦粗细，宜随性分，皆令就学；凡诸僧徒，勿使浮游，或讲论众理，学习诸义，或唱诵经文，修道禅行，各令分业，皆得其道……（《续日本纪》卷八）

这是要求僧纲向朝廷推举智德兼优的僧人予以表彰；荐任有才干的学僧担当僧官职务；凡在佛学“五宗”和三藏（经、律、论）的研究中取得优异成绩者，可推举为“宗师”；应根据僧尼的素质和佛学水平，组织他们学习、研讨佛法，或从事读诵佛经，或专心修持禅法。政府还以经费资助各大寺院的佛学研究，设立写经所为学僧提供佛教经典章疏。与中国官置译场翻译佛经不同，日本一直把抄写汉译佛经作为兴隆佛教的一项重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研究有了很大发展。

8世纪中叶，日本出现了最早的以研究某一部或几部佛典为中心的佛学团体，好像隋代中国的学僧团体“五众”——大论众、讲论众、讲律众、涅槃众、十地众那样，日本的佛学团体开始也称为“众”。在《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大安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等当中，记载有三论众、摄论众、成实众、修多罗众、律众、唯识众、别三论众注57等学僧团体名字及提供给它们的钱数，如“律众十九贯八百卅文，三论众卅贯，唯识众卅六贯九百六十八文”等等。现对其中提到的团体虽还不十分清楚，但可以推想出，它们分别以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摄大乘论》、《成实论》、《般若经》等大乘佛经（修多罗，是经梵文的音译，也有的学者认为是指经量部，恐非）、戒律、《成唯识论》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

此后，随着中国佛教宗派的不断传入和日本学者在研究中重新组合、集中，逐渐形成六宗：三论宗和成实宗、法相宗和俱舍宗、华严宗、律宗。佛教史书称之为“奈良六宗”，相对于平安时代的京城（今京都），又称“南都六宗”。在这六宗当中，成实、俱舍二宗本来就不是独立的宗派，而分别依附于三论宗和法相宗。这些宗派因为传来日本不久，直到奈良时代结束，无论在教义的论证还是在僧人的组织方面，基本属于学派的性质。

一、三论宗和成实宗

三论宗以主要研习印度龙树《中论》、《十二门论》、提婆《百论》而得名，后秦鸠摩罗什（344—413年）译出三论后，师徒相继研究。这方面的著名弟子有僧睿、僧肇以及僧导等人。中经南朝宋、梁的僧朗、僧诠，至陈代的法朗，三论学说有很大发展。法朗的弟子吉藏（549—623年）生活于隋及唐初，正式创立三论宗。吉藏著有《中观论疏》、《十二门论疏》、《百论疏》、《三论玄义》、《大乘玄论》及《二谛义》等。基本理论是真俗二谛论和“八不”中道论。该理论认为世界万有皆由因缘和合而生，空幻不实，但在世俗人的眼中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称此为俗谛或世俗谛，意为世俗人的真理；在得道的“贤圣”看来，一切皆空无实体（“自性”），是“毕竟空”，此即为真谛或第一义谛。正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样，真、俗二谛也是“相即”、“不二”的，世界的真实面貌（“实相”）是非有非无，“虽空而宛然假（按，假为假有，即一般意义上的有），虽假而宛然空”（《大乘玄论》卷一），此即为“中道”。万物生非真生，灭非真灭，而是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此即“八不”；用此“八不”来说明“中道”，名“八不中道”。吉藏曾住会稽（今浙江绍兴）嘉祥寺，因称“嘉祥大师”。在隋文帝末年应诏住扬州慧日寺、长安日严寺，唐武德（618—626年）初应诏为十大德之一，参与“纲维法务”（《续高僧传》卷十一）。

早在飞鸟时代，三论之学已传入日本。一般认为推古天皇十年（602年）到日本的百济僧观勒即为三论学者，他曾向日本朝廷“献历本及天文地理方术之书”（《元亨释书》卷十六）。圣德太子之师高丽僧惠慈也是一位三论学者。但日本的学术界认为推古三十三年（625年）到日本的高丽僧慧灌才正式把三论宗传入日本。《元亨释书》卷一载，慧灌曾“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论之旨”，到日本后，天皇敕住元兴寺，奉诏祈雨，“著青衣讲三论”，后任僧正。此为日本三论宗的初传。慧灌向福亮传授三论宗教义，福亮传授智藏。福亮原籍中国江南吴地，据传也曾从吉藏学过三论宗（《元亨释书》卷十六）。智藏是福亮在俗时之子，后来渡海入唐，重学三论，回日本后居法隆寺，“盛唱空宗”，为日本三论宗的第二传。智藏有弟子道慈、智光和礼光。

道慈（？—744年），俗姓额田，师事智藏学三论，大宝元年（701年）入唐请益，“经律论多涉猎，益究三论之旨”，养老二年（718年）归国，盛传三论教义。此为日本三论宗的第三传。天平九年（737年），圣武天皇在宫中举办“最胜王经会”，敕道慈为讲师。在把大安寺移建到奈良时，道慈受诏任造寺监护。他把在唐时所绘制的长安西明寺图拿出来作为改建的样图。大安寺建成后，因功受赐封五十户和侍童。天皇在封诏中曰：“法师远涉苍波，核一异闻于绝域。遐游赤县，研妙机于硕师。参迹象龙，振英秦汉，戒珠如满月，慧水似巨瀛。”（《元亨释书》卷二）可见尊崇之深。据传他曾从义渊受法相宗之学，在唐还跟印度僧善无畏学过真言密宗。凝然（1240—1321年）在所著《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说，道慈所传“三论为本，兼弘法相、真言等宗”。天平九年（737年）四月八日，奏在大安寺转读《大般若经》，以护寺镇国，后为恒例。曾任律师，著《愚志》1卷批评当时的僧风。道慈被日本三论宗奉为三祖，弟子有善议。善议授法于安澄、勤操。安澄有弟子实敏。实敏居西大寺，使此寺也成为三论宗传法中心之一。

智光、礼光住元兴寺，皆从智藏受学三论宗，同时兼奉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信仰。礼光死后，智光命图工绘制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之图，称“智光曼荼罗”。注58著作有《般若心经述义》、《净名玄论略述》、《中论疏记》、《初学三论标字义》、《大般若经疏》、《无量寿经论释》、《观无量寿经疏》等。弟子灵睿，对后世三论宗影响较大。

成实宗，中国佛教学派之一，所依经典是古印度诃梨跋摩《成实论》。诃梨跋摩原是印度说一切有部僧，后受大众部的影响著此书批判说一切有部理论。《成实论》在论证苦、集、灭、道四谛的框架内提出其教说，认为有情众生的苦因是烦恼与“业”（思想言行），要从苦中解脱必须灭除作为一切烦恼和业的本源的“无明”，而要灭除“无明”就要彻底破除对“假名”之我、法及空的执著，此为灭三心——灭“假名心”、“法心”和“空心”。认为人由色受想行识这五阴和合而成，是假名而非实有；即使是五阴诸法，从“第一义谛”来看，也“空无所有”；而通过修证达到断灭一切心理活动的“灭尽定”（无心定）和“无余涅槃”的境界时，与“空”相应的观念也不存在。《成实论》主张人、法两空，义近大乘。自从后秦鸠摩罗什译出此论之后，其门下南朝僧导、北魏僧嵩对此进行研究并著注疏，此后研究日盛。南朝梁时弘传此学的著名学僧有：开善寺智藏、庄严寺僧旻、光宅寺法云，被称为“三大法师”，他们同时也是研究《大涅槃经》的学者。至隋吉藏创三论宗，批评《成实论》未能认识色空不二，真谛、俗谛相即的中道，仍判它为小乘，此后转微。

在日本，成实宗依附于三论宗传入，从未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早期的三论学者，如高丽惠慈、慧灌，百济慧聪、观勒等人，都通成实之学。中国南朝梁代“成实师”光宅寺法云（467—530年）曾联系《成实论》讲《法华经》，所著《法华义记》载有这种思想，此书经高句丽传入日本，圣德太子所著的“三经义疏”之一《法华义疏》4卷，就吸收了此书的思想。《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说：“圣德太子作三经疏，以《成实论》为法相门，依光宅义以立义门光宅法师是成实师，正弘大乘，而以《成实》判法性相。”又说：“太子以惠慈、慧聪、观勒为师习学佛法，即是三论、成实宗义而已。”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时，百济僧道藏赴日讲《成实论》，撰《成实论疏》16卷，此为后来讲习《成实论》者常用之书。在一些传授三论宗的寺院，如元兴寺、大安寺、西大寺、法隆寺等，也兼习《成实论》。不知作者的《成实义章》23卷、《成实义林》2卷，也常被讲论成实学说者参考。

二、法相宗和俱舍宗

法相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由唐玄奘（602—664年）及其弟子窥基（632—682年）创立。所依经典据称有“六经十一论”，实际上其中有的经典并未传译到中国。最重要的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以及玄奘糅合印度瑜伽行派“十大论师”（以护法论师为主）的对世亲《唯识三十论》的注释所编译的《成唯识论》，窥基《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等。其教义否认世界万有的实在性，认为一切为心识所变，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把人的认识能力或精神作用分为“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其中阿赖耶识是主宰前七识的“根本识”，说其内藏有的精神性的“种子”是构成万物的本原。把思想认识的转变（有系统的“转依”、“转识成智”说）看成是由迷而悟，由染而净的修习过程。因为玄奘受到唐太宗、高宗和朝廷达官贵人的尊崇，因此，法相宗在唐初以长安为中心曾盛极一时。玄奘的弟子达几千人，著名的有窥基、圆测、普光、法宝、神泰、靖迈、慧立、玄惊、神昉等。法相宗在窥基之后，著名的学者有慧沼（651—714年）、智周（669—723年），此后衰微。慧沼著有《成唯识论了义灯》、《因明入正理论纂要》等。智周著有《成唯识论演秘》、《成唯识论了义灯记》、《成唯识论枢要记》等。

法相宗最初由日僧道昭（629—700年）传入日本。道昭，俗姓船，出家后住元兴寺，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年）奉敕从遣唐使小山长丹入唐，同行者有道严等僧俗13人。道昭到达长安，投玄奘门下学习法相唯识教义，回国时玄奘赠以佛舍利、经论及法相宗章疏等。齐明天皇七年（661年）返归日本，以元兴寺为中心弘布法相宗义。此为法相宗第一传。他在唐时曾跟玄奘及慧满受学禅法，归国后在元兴寺东南别建禅院，常修禅定，“从昭学禅者多矣”（《元亨释书》卷一）。道昭从唐带回的经籍被收藏在此禅院之中。道昭在传教授法之余，还从事利益民众的社会事业，“路傍穿井，诸渡储船”等。死后，其弟子依其遗言举行火葬，此为日本火葬之始。齐明天皇四年（658年），智通、智达乘新罗船入唐，也从玄奘学法相宗，回国后在元兴寺传法相宗，为日本法相宗的第二传。此第一、二传，都是直接受传于玄奘，以元兴寺为传法中心，在日本佛教史上称为“元兴寺传”，又称“南寺传”，因寺在飞鸟（在今奈良的耳成山南），也称“飞鸟传”。

文武天皇大宝三年（703年），在日本的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奉敕入唐，从“朴阳大师”智周学法相宗，归国后弘传此宗，为日本法相宗第三传。智周曾师事慧沼，而慧沼之师是窥基。智凤曾应藤原不比等（历任大纳言、右大臣）之请担任“维摩会”的讲师，讲《维摩经》。智凤的弟子义渊比较有名。元正天皇养老元年（717年），玄昉随遣唐使多治比县守入唐，谒智周从学法相宗，天平七年（735年）回国，带回经论章疏5000余卷及佛像等。此为日本法相宗的第四传。第三、四传都受自玄奘的再传弟子智周，传法中心在兴福寺，故也统称“兴福寺传”、“北寺传”。

俱舍宗是中国的佛教学派之一，因主要研习印度世亲的论书《阿毗达摩俱舍论》而得名。世亲根据说一切有部综合性论书《大毗婆沙论》，并吸收经量部观点，把世界一切主客观现象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三科分类，用五位（五大类）七十五法（名相、概念）总括之；尤以主张“我空”、“法有”（“法”指五蕴，谓三世实有，法体恒有）著称，在修行方面特别强调观想四谛之理。南朝陈真谛初译，称《阿毗达摩俱舍释论》，慧恺、法泰等传习之。唐玄奘再译，称《阿毗达摩俱舍论》，弟子普光撰《俱舍论记》，法宝撰《俱舍论疏》，神泰也撰《俱舍论疏》，合称“俱舍三大部”。《俱舍论》是小乘佛教论书。在中国，俱舍宗仅作为学派依附在法相宗的内部。

日本奈良时代的俱舍宗也是法相宗的附宗，由道昭、智通、智达等人把法相宗和俱舍宗同时传入日本。传承世系与法相宗相同，也分元兴寺传（南寺传）和兴福寺传（北寺传）。在学说主张方面，属元兴寺传的护命等人传授新罗僧智平的学说，认为“有为法”（有生灭变化的现象）虽有生有灭，但其“体”（法体）是无生无灭的，兴福寺传的俱舍宗学者和其他学者多主张“法体生灭义”（《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此外，华严、三论“两宗学者，自昔以来，达有宗义，善俱舍宗”，“其师资相承事，全同二宗血脉”（同上）。研究《俱舍论》的学僧还研究《发智论》、《大毗婆沙论》等说一切有部的论书。因为《俱舍论》介绍了佛教的基本知识和概念，即使一般的僧人也把它当作佛学入门书来学习。

现将奈良时代几个著名的法相宗僧人作简单介绍。

义渊（？—728年），俗姓阿（或云市往氏），自幼被天智天皇收养，同皇子同住岗本宫，出家后从智凤学法相唯识之学。从他受业的弟子有行基、玄昉、良辨、宣教、良敏、行达、隆尊等人。道慈、道镜二人亦出其门。

行基（668—749年），俗姓高志（百济后裔），出家后居药师寺，从新罗僧慧基学《瑜伽师地论》及《唯识论》（此当是《成唯识论》）等，后投学义渊之门。行基积极到民间传教，并组织信徒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据《元亨释书》卷十四记载：“道俗追随之者以千百数。所过遇险难架桥修路，指某地之可耕垦，点某水之可瀦灌，穿渠池，筑堤塘，计划功绩，不日而成。”元正天皇时以《僧尼令》严格控制僧尼，不许僧尼随便到社会上活动，规定“其有乞食者，三纲连署经国、郡司……午以前捧钵告乞，不得因此更乞余物”（第七条），并不许自称“圣道”，假说灾祥。行基的活动曾一度遭到朝廷的禁止，养老四年（720年）诏曰：“方今小僧行基并弟子等，零叠街衢，妄说罪福，合构朋党，焚剥指臂，历门假说，强乞余物，诈称圣道，妖惑百姓，道俗扰乱，四民弃业。进违释教，退犯法令。”（《续日本纪》卷七）说明行基用宣说善恶因果报应和残身供养等方式在民间传教，引起很大影响，对律令制政府构成威胁，故朝廷下令加以制止。然而鉴于行基的社会影响太大，后来朝廷不得不作出让步。天平七年（735年），圣武天皇诏许行基身边凡男年61、女年55以下者可以从他出家。天平十七年（745年）敕任行基为大僧正。在圣武天皇发起修建东大寺及金铜卢舍那佛像的过程中，行基率领徒众四出化募，与力甚大。天平二十一年（749年），圣武天皇从行基受菩萨戒，赐他“大菩萨”之号。行基的信徒很多，据《元亨释书》卷十四所载：“基之所过，耕夫舍耒耜，织妇投机杼，奔波礼谒，村里阗咽，而不容往来。”时人多称他为“行基菩萨”。弟子有僧景等。

至于玄昉、道镜，虽是法相宗僧人，如前节所介绍，他们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宗教范围。

三、华严宗

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早期的华严学者有隋、唐初的杜顺、智正，杜顺被后来正式创立的华严宗追认为初祖。被追认为二祖的是他们二人的弟子智俨，著有《华严经搜玄记》、《华严孔目章》、《华严五十要问答》等。唐代法藏（643—712年）正式创宗，著有《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五教章》）、《华严经旨归》等。华严宗主张真如缘起论，认为真如（法性、一真法界）是世界一切现象的本体和本源，用重重无尽的法界缘起来说明由真如而生起的各种现象间的关系，认为理事、事事圆融无碍，佛与众生没有根本差别。法藏受到武则天、唐中宗的信敬，华严宗兴隆一时。著名弟子有宏观、文超、智光、慧苑等。法藏死后，华严宗教势不振，至四祖澄观（760—820年）、五祖宗密（780—841年）时又有新的发展。澄观著有《华严经疏》、《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华严法界玄镜》等。宗密著有《华严经行愿品别行疏钞》、《注华严法界观门》、《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大疏钞》等，兼传禅宗。

最早把华严宗章疏传到日本的，是天平八年（736年）到达日本的唐僧道璇。道璇（702—760年），俗姓卫，唐许州（治今河南许昌）人，出家从定宾学戒律，从北宗禅神秀的弟子普寂（651—739年）学禅法，同时学华严宗教义。来日本之前住在洛阳大福先寺，应日僧普照、荣睿之邀在天平八年（736年）赴日传律，随身携带华严宗章疏。但道璇并没有弘传华严宗。圣武天皇天平十二年（740年），日僧良辨奏请天皇以敕召请新罗僧审祥到金钟道场（后之东大寺法华堂）讲《华严经》。后世以此作为日本华严宗的正式创立。审祥此前曾入唐从法藏学华严宗，天平初年赴日，住大安寺。他所讲的《华严经》为东晋佛陀跋陀罗的译本，称旧译，有60卷。他讲此经时以法藏《华严经探玄记》为依据。他自为“讲师”，另有慈训、镜忍、圆证三僧担任“复师”（复述、发挥讲师所讲的义理者），请十六僧为听众。每年讲经20卷，连讲三年。审祥死后，由“复师”继为“讲师”续讲《华严经》。后来唐武周时实叉难陀所译《华严经》（称新译）80卷传入日本，讲此经时以法藏弟子慧苑的《华严经刊定记》为依据，而在澄观《华严经疏》传入后，又改用此疏为依据。

圣武天皇特别尊崇华严宗。据传在审祥讲《华严经》之后，他与皇后大加施舍，“由兹天皇即发弘誓大愿，于此一乘极为尊重，特绍（按，原作‘诏’）隆为务，救济为心矣”（《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从天平十六年（744年）以后，每年命讲《华严经》。奈良时代由国家兴办的佛教事业，著名的是圣武天皇发愿进行的东大寺和国分寺的建造。东大寺是总国分寺，其所奉的大佛像即为《华严经》所说的教主报身佛卢舍那佛（新译作“毗卢遮那佛”）。如前节所述，大佛像的造型设计即依据了华严宗的教理。

日本华严宗虽以唐僧道璇为最早传入者，但以最早讲《华严经》的新罗僧审祥为初祖，以劝请审祥讲经的良辨为二祖。良辨（689—773年），近江国（今滋贺县）人（或云相模国人），俗姓百济（或云漆部），初从义渊学习法相宗，后从慈训受华严宗教义；慈训曾跟审祥学过华严宗教义。良辨在东大寺建造中出力很大，天平胜宝三年（751年）因功被任为少僧都，第二年被任为东大寺初代别当（原为除本职外另任别职之意，此为僧官名，相当于一寺之主），后升任大僧都、僧正。弟子有实忠，以兴办供养十一面观音像的“修二月会”（每年二月初一至十四日）著称，此外有安宽、镜忍、标琼、良兴、良慧、永兴、忠慧等人。寿灵著有《华严五教章指事记》，是对法藏《华严五教章》的注释书，据说他也是良辨的弟子。

在日本奈良时代，东大寺是华严宗的中心道场，此外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元兴寺等，也是研修华严宗的重要场所。

四、鉴真东渡和律宗

律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以弘传戒律得名，主要弘传《四分律》，故也称为四分律宗。有三派：（1）相部宗，隋唐间的法砺（569—635年）创立。他著有《四分律疏》10卷、《羯磨疏》3卷、《含忏仪轻重叙》等，因长期在相州（治所在邺，今河南安阳），故其律派称相部宗。法砺有弟子满意、怀素等人。满意传大亮，大亮传昙一。昙一著《发正义记》，阐明南山、相部二宗主张的不同。定宾也是满意弟子，著《饰宗义记》，解释法砺之疏。（2）南山宗，唐初道宣（596—667年）创立。道宣是智首的弟子，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3卷（简称《行事钞》，现分12卷）、《戒本疏》4卷、《羯磨疏》4卷等，还著有史学著作《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等。因长期在终南山讲律和撰写律学著作，其律学被称为南山律宗。弟子中著名的有大慈、文纲、名恪、灵崿、周秀、融济等。文纲的弟子有弘景（宋代因避太祖父赵弘殷之讳，改写“恒景”）、道岸。（3）东塔宗，由怀素（624—697年）创立。怀素本是法砺弟子，后因对其师律学不满意而离去，著有《四分律开宗记》10卷，批评法砺的律学，此称《新疏》，又著《新疏拾遗钞》20卷及《四分僧羯磨》和《四分尼羯磨》各3卷等。因所在长安西太原寺有东塔，其律学称东塔宗。

唐后期道宣的南山律宗最为盛行，成为以后中国佛教律学的正统注59，而其他二宗逐渐衰微。《四分律》是小乘法藏部的戒律，前面部分是僧尼戒条——僧250条、尼348条，是具足戒；后面部分是有关僧团行事仪式、生活规则等。道宣认为不仅应止恶，还应主动行善，提出“止持”、“作持”并重的理论。“止持”意为“诸恶莫作”，戒律前部之僧尼戒条即是“止持戒”；“作持”相当于“诸善奉行”，戒律后部的僧团仪规等可称之为“作持戒”。在持戒的同时行善，就同时做到止持与作持。他又把戒分成四科：戒法（一切戒律）、戒体（通过受戒在内心所形成的持戒的信念与意志）、戒行（遵守戒规的行为、语言）、戒相（持戒的具体表现及不同戒的规定）。道宣的戒体论最具特色，既反对法砺相部宗据《成实论》以“非色非心”为戒体，也反对据说一切有部的论书以“无表色”（虽属色，但谓无见无对，实仍指持戒的意志）为戒体（后之东塔宗持此观点），而主张据法相宗理论以心识（阿赖耶识中的“善法种子”）为戒体，从而做到依大乘佛教理论解释戒体，把大乘佛教重视心性修养的精神引入律学。道宣还把《四分律》作了大乘的解释，说它“通明佛乘”，“分通大乘”，又把《菩萨地持经》、《瑜伽师地论·戒品》及《梵网经》中所载的菩萨戒和大乘“三聚净戒”注60作为自己律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宣对《四分律》中的戒条、授戒及各种僧团行事仪规作了详细解释。道宣所建立的以《四分律》为中心的融汇大小乘戒律的佛学体系，迅速为佛教界接受和采用，并传到朝鲜和日本。

日本在佛教传入后虽也从朝鲜、中国传入一些戒律，但长期以来不能按戒律规定举行度僧授戒的仪式。按戒律规定，皈依佛教并受五戒成为居士，受十戒成为沙弥或沙弥尼，受具足戒才成为正式僧尼。授具足戒时，必须有三师（戒和尚、教授师、羯磨师）、七证（七位充当证人的和尚），或至少要有“三师二证”，才可举行仪式注61。对授戒仪式也有种种相应的规定。日本因为长期缺乏系统的律学理论和律师，僧尼出家受戒，按《占察善恶业报经》、《菩萨地持经》或《瑜伽师地论·戒品》，或是请受过戒的僧人授大乘三聚净戒，或是在佛、菩萨像前“自誓受戒”注62。因为僧尼享有免除课役的特权，朝廷严格控制僧尼出家的数字，但在通行这种授戒方法的情况下，是难以制止私度僧尼的。在日本僧尼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为加强对僧尼的管理和通过集中授戒控制僧尼数字，朝廷积极从中国输入律学著作并召请中国律僧赴日传律。

《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记载，在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时，“请僧二千四百余人大设斋会，僧尼虽多，未传戒律”，天皇特诏命道光入唐学习戒律。道光回国后，撰写了《依四分律抄撰录文》1卷。他把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带回，但并未研读。此后，道融读了此书，向人宣讲，“自尔已后，《事钞》之义，人多读传”。在圣武天皇天平（729—748年）年间，道融应良辨之请担任“说戒师”，在僧众布萨（半月一次举行的说戒和忏悔仪式）仪式上说《梵网经》戒（大乘戒）。良辨又请智璟讲《行事钞》。此后讲律的虽渐增多，但仍没有条件按律藏规定举行授具足戒的仪式。天平五年（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圣武天皇敕兴福寺僧荣睿和大安寺僧普照搭乘遣唐使丹墀广成（或作多治比广成）的船入唐留学，并请僧赴日传授戒律注63。他们到达唐朝以后，先请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璇到日本去。道璇应请，在唐开元二十四年（日本天平八年，736年）搭乘日本遣唐副使中臣名代之船到达日本，被安置住在大安寺。道璇是禅宗北宗普寂（651—739年）的弟子，对华严、天台、律诸宗及禅宗北宗的理论都有很深的造诣注64，从中国带到日本的佛典中有华严宗章疏和道宣《行事钞》等律学著作。虽因戒律所规定的师僧（三师七证）不足不能立坛授具足戒，但他以大安寺为中心常向日僧讲授《行事钞》等律书，又常诵大乘戒律《梵网经》，著有《梵网经疏》等。道璇还传授以神秀为祖的北宗禅法。弟子中善俊以律学著称；行表年73从道璇“重受戒法”并受北宗禅；道璇还是平安时代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之师。

把中国律宗正式传入日本，被日本律宗奉为祖师的是天平胜宝六年（754年）到达奈良的唐僧鉴真。

鉴真（688—763年），在日本被尊称为“唐大和尚”（“尚”或作“上”），死后谥“过海大师”。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年14（或云16）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从道岸受菩萨戒，景龙二年（708年）在长安实际寺从弘景受具足戒。弘景（634—712年）和道岸（654—717年）都师事过道宣弟子文纲，是著名的律宗学者。据日本真人元开《东征传》注65所载，道岸被全国“四百余州”（唐开元二十八年实有郡府328）奉为“受戒之主”。道岸死后，弟子义威也很有名。义威曾师事法砺的弟子满意，“诸州亦以为受（授）戒师”。鉴真受戒后，历访长安、洛阳二京，究学三藏，尤重律学，曾从道宣的另一弟子融济学习道宣的《行事钞》及《羯磨疏》、《释门亡物轻重仪》等注66；随满意的弟子义威、远志、大亮等学法砺的《四分律疏》。注67后来鉴真回到扬州，教授戒律。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鉴真46岁时，义威已死，鉴真成为道俗信徒敬仰的著名戒师。《东征传》谓：“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天宝元年（742年），日僧荣睿、普照在唐已留学10年，听说鉴真的律学造诣，特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赴日传律。当时鉴真正在为僧讲律。荣睿、普照说：“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上东游兴化。”鉴真听后认为日本佛法将会兴隆，便问弟子中有愿去的没有，结果无人应声愿去。鉴真毅然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东征传》）于是弟子祥彦及道兴、道航（来自长安）、神崇、如海（高丽僧，来自洛阳）、思托等21人表示愿随鉴真一起赴日传律。从鉴真决定亲自赴日传律到最后踏上日本国土，前后东渡六次，其中五次失败，第六次才东渡成功。现据《东征传》及中日有关研究注68，把鉴真六次东渡的概况介绍如下。

第一次计划东渡是在天宝二年（743年）。荣睿、普照在长安时请得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之书信，给扬州仓曹（司漕运）李凑，请造大船和准备干粮。鉴真等佯称要到天台山供僧，作出海准备。当时海贼吴令光侵害今浙江沿海地区，“公私断行”。僧道航嫌高丽僧如海“少学”，劝他停行，如海大怒，到官府诬告“道航造舟入海，与海贼连”，又有百贼入城。官府大恐，到各寺捉人，虽后来弄明真相，但把舟没收，将日僧荣睿、普照拘禁四个月。初次东渡未能实现。

第二次计划东渡是在天宝二年（743年）九月以后。鉴真从岭南采访使刘巨鳞处买到军船一只，雇船员18人，备有足够的干粮及要带往日本的《华严经》、《大般若经》、《大集经》、《大涅槃经》和各种法物用品、香料、药材等。同行人有祥彦、道兴、思托及日僧荣睿、普照等17人，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艺师85人。该年十二月举帆东下，遇巨风舟破，众人艰辛回岸。

第三次东渡当在天宝二年底或天宝三载（744年）初。船修复后，再次起航，出长江口向东南方航行，想开到桑石山（今榭山），但在舟山北面不远的地方又遇风舟破，再次上岸。有人发现后告明州太守，被安置住在县（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

第四次准备东渡是在天宝三载（744年）。鉴真弟子和越州（治所在今绍兴）众僧不愿鉴真赴日。有人告官府说是日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为此荣睿再次被捉，称“病死”才被放出。鉴真看见荣睿、普照二僧“坚固之志，曾无退悔”，深为感动，派人到福州买船备粮，计划东渡。由于弟子灵祐等人告官阻拦，这次东渡计划又落空了。

鉴真一行从永嘉郡（治所在今浙江温州）回到扬州以后，在天宝七载（748年）与日僧荣睿、普照又计划第五次东渡。如同第一次东渡那样，“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同行者有僧俗信徒和水手共35人。他们于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新河启航出发，进入东海后顺风东去，至越州界三塔山（定海中的小洋山）停住一月，到暑风山（当在舟山附近）又停一月。十月十六日再次启航，这时遭遇急风，在漂流中经过蛇海、飞鱼海、飞鸟海，14日后漂至振州（今海南省崖县）。鉴真一行不得已下船，受到别驾冯崇债的优遇，以后又到万安州（今海南省万宁县），受到大首领冯若芳的招待。此后鉴真一行经过今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等省的很多地方，或停或行，应请传法，授戒，造寺，造佛像等等，直到天宝十载（751年）才辗转回到扬州。其间鉴真两眼失明，荣睿病死于端州（今广东高要县）。此时鉴真已年64岁。

鉴真至此为止，前后讲《四分律》及《四分律疏》（此当为法砺所著）40遍，讲道宣《行事钞》70遍，讲《轻重仪》10遍，讲《羯磨疏》10遍；并主持造寺造像，救济贫困和设斋供僧等；写《一切经》三部，各11000卷注69；前后度僧尼、授戒约40000多人。

天宝十二载（753年），日本国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祢胡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在晋见玄宗，完成使节任务之后，携已在中国留学36年并已在唐朝任职的朝衡（阿倍仲麻吕），准备取道扬州回国。他们到达扬州后，在十月十五日到延光寺参谒鉴真，说：

弟子等早知和上五遍渡海向日本国，将欲传教。今亲奉颜色，顶礼欢喜。弟子等先录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按，指唐玄宗），向日本传戒。主上要令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和上名亦奏退。愿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东征传》）

玄宗崇尚道教，叫日本使者带道士去日本传播道教，使者以日本天皇不奉道教为理由表示拒绝，但仍留下四人学习道教。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好再请求派鉴真师徒赴日传戒，只好当面请鉴真自己决定是否东渡。鉴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开始了第六次东渡。在江边，鉴真为赶来的24位沙弥授具足戒后，便乘上日本使节的船与同行僧俗24人准备出发。同行的弟子有：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法成等14人，还有尼3人，以及扬州人居士潘仙童、胡人安如宝、昆仑国（或为今印度尼西亚之地，或指今缅甸南部之地）人军法力、瞻波国（在今越南中南部，占婆）人善听等。

鉴真一行所带往日本的东西中，一是佛、菩萨雕像绣像及佛舍利等；二是佛经，有唐实叉难陀译《华严经》80卷等；三是戒律《四分律》及其单行僧尼戒本、律论《律二十二明了论》；四是律宗三家的律学注疏，其中最多的是道宣南山宗的著作，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关中创开戒坛图经》，法砺相部宗的著作有《四分律疏》、定宾《饰宗义记》、《补释饰宗义记》、《戒疏》、观音寺大亮《义记》，怀素东塔宗著作有《戒本疏》，此外还有北魏慧光《四分律疏》、唐智周《菩萨戒疏》、灵溪释子《菩萨戒疏》、大觉律师《批记》、法铣《尼戒本》和《尼戒本疏》等；五是天台宗章疏及其他佛教著作，有隋智觊《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教义》、《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行法华忏法》、《小止观》、《六妙门》，还有梁宝唱《比丘尼传》、玄奘《大唐西域记》等；六是珍贵文物和工艺品，其中有王羲之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及水晶、金银等制的佛具。按照《东征传》所载第一、第五次东渡准备的物品，此次也可能带有香料、药材等物。

当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使船四艘同时从苏州附近的黄泗浦启航东渡。鉴真与弟子搭乘的是大伴副使的船。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所乘的船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鉴真一行被送到位于九州北部的太宰府（在今福冈）。此时是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进入公元754年初）。天平胜宝六年（754年）正月十一日，日本大伴副使把鉴真到达的消息上奏朝廷。在朝廷的安排下，鉴真一行在向奈良行进途中受到各地官员、僧众的欢迎和照料。二月四日鉴真一行到达奈良，安宿王奉敕在罗城门（正门）迎接，命东大寺别当、少僧都良辨把鉴真等人接送到东大寺安置住下，律师唐僧道璇、僧正印度僧婆罗门菩提及内道场僧50人，都前来拜谒，慰问。日本朝廷中以右大臣藤原丰成、大纳言藤原仲麿、式部卿藤原永手为首的百余名官员也来礼拜注70。吉备真备奉敕到鉴真住处宣读天皇诏书：

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东征传》）

接着又敕授鉴真以“传灯大法师”位注71，其他各僧也受名位。四月初，在东大寺卢舍那佛殿前建立戒坛，鉴真为圣武太上天皇授菩萨戒注72，皇后、皇太子也登坛受戒。接着又为澄修等440余位沙弥授具足戒。在鉴真来日前已受戒为僧，并在佛学上已有造诣的僧人，自认为所受的戒不符戒律（被认为“无戒”），或出于对鉴真的敬仰，如灵福、贤璟、志忠、善项、道缘、平德、忍基、善谢、行潜、行忍等80余人，都舍弃旧戒，以鉴真为戒和上受具足戒。鉴真被敕任为少僧都（《东大寺要录》）。

此后，天平胜宝七年（755年），在大佛殿之西移圣武太上天皇受过戒的坛土，建戒坛院，为全国中心戒坛。鉴真又在此院北建唐禅院，作为讲授戒律之所。翌年五月，鉴真与良辨同被敕任为大僧都，鉴真弟子法进被任为律师。天皇为供给四方入京从鉴真学律的僧人食宿，施给备前国（在今冈山县）水田百町，又赐给鉴真故一品新田部亲王（天武天皇之子）的旧宅作为修建伽蓝之所。鉴真在此建了“唐招提寺”，与弟子法载、义静、如宝等人研究和传授戒律。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年）诏赐鉴真“大和上”之号，又说“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续日本纪》卷二十一）。鉴真此后集中精力在唐招提寺传授律学，培养人才，而把原在东大寺唐禅院和戒坛院的事务转交弟子法进接任。

在鉴真师徒按律法传授戒律的过程中，开始有不少日本僧人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戒因“不如法”而受到否定（说他们“无戒”）表示不满，经过解释，虽有很多僧人愿意重新受戒，但仍有一些守旧的或既得利益受到影响的僧人表示反对，对普照等人邀请鉴真赴日传戒，“不以为德，反以为仇”注73。然而从总的情况来看，他们不仅受到以天皇为首的朝廷的信任，也受到广大僧尼的信任。他们所传授的律学和授戒仪规，很快受到佛教界的承认和接受。天平宝字五年（761年），即鉴真去世前两年，经鉴真奏请，在下野的药师寺和筑紫的观世音寺也建立了戒坛，它们与东大寺戒坛被合称为“天下三戒坛”。据凝然《律宗纲要》卷下，新建二戒坛按“边国”授戒方式由五人（三师二证）授戒；东大寺戒坛院按“中国”（此指印度）方式由十人（三师七证）授戒。据慧坚《律苑僧宝传》卷十《鉴真传》记载，在唐招提寺也建有戒坛，孝谦上皇在此受菩萨戒，诏“出家者先入招提受戒学律，而后学自宗”。以往僧尼出家、受戒之后，由朝廷发给盖有治部省之印的合法身份证明，称之为“公验”，鉴真师徒开创新的授戒制度以后，则以十师（或五师）连署的“戒牒”（合法受戒证明）代替原有的“公验”。但因为治部省仍掌握度僧权和负责管理僧尼名籍，实际上授戒仍在政府控制之下。注74

鉴真和尚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为在日本弘传戒律，为传播中国文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东征传》上有一段话概括地表达了鉴真坚强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精神：

大和上从天宝二载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卅六人总无常（按，死亡）去，退心（按，退缩，改变初衷）道俗二百余人。唯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方知济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极多。

《律宗纲要》卷下说：“四度造船，五回入海，十二年中辛苦无量，道俗逝化三十六人，永（荣）睿、祥彦等是也。退还之者二百八十人。”此可为上面引文的注脚。鉴真除传律学外，还与弟子参加佛典的校勘工作，在建唐招提寺的过程中也把中国先进的建筑技术、雕塑、美术等介绍到日本。鉴真精于药物学，又善医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鉴上人秘方》，可见鉴真曾传授医道和制药方法，为日本医药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注75。

鉴真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法进、仁韩、法颗、昙静、思托、法载、义静、法成、智威、灵曜、怀谦、惠云、如宝、慧良、慧达、慧常、慧喜等。现仅介绍其中三人。

法进（709—778年），俗姓王，究学三藏，尤精律学和天台宗教义，赴日前在扬州白塔寺。鉴真在东大寺唐禅院讲授戒律，在戒坛院主持授戒仪式，他是得力助手，并是临坛戒师之一，被日本律宗奉为仅次于鉴真的“第二和尚”。在鉴真受任大僧都之时，他任律师。鉴真移住唐招提寺后，他接任经营东大寺唐禅院和戒坛院。经常向僧众讲大小乘戒律和诸家的律学注疏，有《梵网经疏》、《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四分比丘尼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注76及唐智首《四分律疏》（广疏）、法砺《四分律疏》（中疏）、北魏《四分律疏》（略疏），合称“律五大部三要疏”。光仁天皇宝龟五年（774年）任大僧都。据师蛮（1626—1710年）的《本朝高僧传》卷五十七记载，他向僧众讲天台宗三大部（智《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文句》）四遍，深受欢迎。著有《东大寺授戒方规》、《沙弥十戒威仪经疏》、《梵网经注》等。弟子有圣一、慧山等。

思托，俗姓王，赴日前在台州开元寺，鉴真前后六次东渡，他都跟在身边。对律学和天台宗教义都有很深造诣。在鉴真筹建唐招提寺的过程中，他与日僧普照积极协助。他应道璇之请，在大安寺唐院为其弟子忍基、常魏等讲法砺《四分律疏》及《饰宗义记》（《镇国记》）等，“四五年中，研磨数遍”（《东征传》）。还为僧众讲天台宗教义。日本真言宗创始人空海就是从他受菩萨戒的。在鉴真移住唐招提寺之际，曾“被人谤”（《延历僧录·思托自叙》）注77，他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出《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简称《大和上传》），并请日本信徒淡海三船（也称“真人元开”）撰《和上东行传荃》，即《唐大和上东征传》。后者是在充分利用《大和上传》资料的基础上写就的。思托在延历七年（788年）撰《延历僧录》5卷注78。这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僧传，原书虽佚，但在《东大寺要录》、《东大寺杂录》及《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等书中仍有很多佚文，是研究奈良佛教史的宝贵资料。

如宝（约725—814年），随鉴真赴日时还是个沙弥（有的学者认为即《东征传》中的胡国人安如宝），到日本后方受具足戒为大僧，在鉴真奏建下野药师寺戒坛后，曾主持该戒坛，后受鉴真之命移住唐招提寺。鉴真死前把唐招提寺托付给法载、义静、如宝三人。平安时代初曾为桓武天皇及后妃、皇太子授戒，自此名声更大。在扩建唐招提寺殿堂中很有贡献。日本律宗把他奉为继鉴真、法进之后的“第三和尚”。弟子有丰安、寿延、昌禅等。

综前所述，奈良佛教有如下特点：（1）佛教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派往中国的留学僧和求法僧由国家决定（“奉敕入唐”），往返搭乘遣唐使的船；（2）在各宗最早的传入者和学僧中，朝鲜人和中国人占有很大比例；（3）六宗刚刚传入，传承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一寺一人兼习数宗的现象比较普遍，六宗只具有学派的性质；（4）奈良六宗是以后日本佛教宗派的出发点，其中法相、华严、三论三宗继续发展，而六宗僧人从中国输入的佛典教法，如三论宗的道慈兼传密宗，鉴真师徒“皆兼台宗”（天台宗），直接影响到平安时代创立真言宗和天台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