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古老的汉字，人称“出生不报，死而不葬”，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生生不息、未曾中断、历久弥新的文字。考古发现，大约出现在6000年前的半坡遗址刻画符号有可能就是汉字的雏形，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经是我们当前所能见到的较为成熟的文字了。裘锡圭先生曾明确表示：“即使只从商代后期算起，汉字也已经有三千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了。”[1]
汉字是当前使用人口最多、流传范围最广的文字之一，具有集形象、语音和词义“三位于一体”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世界现存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苏培成先生指出，汉字不但有形、有音，而且还有义。[2]正因为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所以我们才清楚，“梨”和“犁”虽然同音但意义却截然不同。即使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我们仍然知道“梨”是水果，而“犁”是农用工具。如果写成汉语拼音，脱离了具体的文字背景，单独的一个“lí”，我们就很难断定它到底表示什么意思了。
苏培成先生推测：历代积累起来的汉字总字数有86000之多，“每一个时代实际使用的字数并没有这么多。据研究，甲骨文所用的单字约有四五千个。从商朝后期到周朝末期，一般使用的文字的数量，很可能一直在四五千左右徘徊。直到现代，据近年的统计，一般使用的汉字的数量也还是四五千的样子，加上罕用字不超过10000字”。[3]有学者提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能够知道3000左右汉字的来源和演变情况，就可以很好地使用汉字、能够轻松进行书面交流了。
那么，怎样才能了解汉字的来源和演变历史呢？怎样才能掌握常用汉字的本义及其词义演绎情况呢？我们认为，每个汉字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独特轨迹，若要更好地探求汉字的本义、了解汉字的发展史，就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依据。在分析大量汉字音、形、义的基础上，汉代学者把汉字的产生方式归结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等六种类型，即文字学上所谓的“六书”。
“六书”并不是预先制定出据以造字的原则，而是古人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加以客观分析得出的有关造字的条例或规律。因此，“六书”的“书”并不是书本或书写的意思，而是指文字的产生方式，也就是文字的六种造字类型。一般认为，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是造字法，而假借、转注是用字法，即文字学史上由戴震所提出的著名的“四体二用说”。但是，关于假借、转注是用字法还是造字法，历来学界争论不休。
“六书”名称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4]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并未对其加以解释和说明，再加上现有文献不足，我们对这个时期“六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
到了两汉时期，汉字形体的发展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甲骨文、金文和篆书等阶段，隶书已经成了当时通行的主要字体，对于先秦的文字制度，大多数人已不甚了了。[5]为了科学揭示汉字形体发展的演变规律和对古文经书中保存的古文字给予深入探究，西汉时期出现了研究汉字形体变化的古文经学派。
古文经学派的倡导者刘歆首发“六书”之旨，杜林、卫宏、贾逵、郑众、马融、许慎等人紧随其后[6]，对汉字形体结构开始给予关注，并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他们强调篆隶之别，主张包括对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鸟书等汉字的“六体”之分，汉代古文经学派开启了人们对汉字形体结构和文字形义结构研究的先河，“六书”研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关于汉字造字规律的理论最迟应该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到两汉时期已经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班固《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7]《周礼·地官·保氏》郑众注：“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8]六书理论的集大成者当属东汉的文字学家许慎，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问世标志着六书理论的正式形成。
《说文》是一部以分析汉字小篆形体为主，按照部首偏旁编排的字典式文字学著作。近两千年来，它不仅是文字学史上关于六书理论的首创之书，更是探讨古代文化、研究古文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对我们今天研究汉字也仍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许慎在《说文》中不仅明确提出了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等“六书”的概念，而且对每一书都给予了概念界定和字例分析，并对汉字造字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说明。
许慎在《说文·叙》中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9]
自许慎《说文》提出“六书”并给予具体释例说明后，一般都认为六书是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并对许氏之学给予肯定和尊崇。自汉至唐，人们对《说文》的研究基本停留在仿作阶段。到了宋代，《说文》的权威受到挑战，南宋学者郑樵秉持“凡许氏是者从之，非者违之”的态度开始研究《说文》，清代大儒戴震更是提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的观点。“四体二用”说对后世影响巨大，直到现在仍有较大的号召力。
研究汉字的人都知道，六书理论是关于汉字形体构造的理论学说，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字学的核心内容，更是人们探讨文字造字本义及其衍生义的主要依据。[10]由于时代、科学水平和当时所见汉字资料的局限，古人的六书理论并不完善，而且“为了要凑‘六’这个数，汉代学者在给汉字的构造分类的时候，显然很难从实际出发”[11]，所以自东汉许慎《说文》之后，不断有人对“六书”观点提出批评、修正和补充，以使之趋于科学合理。
近两千年来，六书理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唐代李阳冰和五代宋初徐铉、徐锴兄弟对《说文》的校订和整理，为后世研究“六书”开启了新路径。到了两宋时期，宋儒一改前代墨守《说文》的成规，形成了对“六书”研究在我国文字学史上的重大变革。宋元学者不满汉儒皓首穷经的状态，敢于用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观点解经，从理学的角度看待“六书”。[12]如果说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对六书理论始有阐发，那么郑樵则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第一个撇开《说文》系统，专用‘六书’来研究一切文字的人”。[13]
郑樵开辟的“六书”学，对宋元明三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4]自郑樵以后乃至元明，六书研究成了汉语文字学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出现了一大批以“六书”为纲研究文字的著作。经郑樵倡导，“六书”之学蔚然成风。[15]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六书理论的学者阵势蔚为壮观，有宋代的毛晃、郑樵、戴侗，元代的杨桓、周伯琦、李世英、李文仲，明代的赵撝谦、赵宧光、刘泰、王应电、魏校、吴元满等。
近人沈兼士在谈到宋元明这一时期的文字学研究时表示：“若以六书隐括《说文》全书，其法盖创自郑氏。自尔戴侗之《六书故》、周伯琦之《六书正讹》、杨桓之《六书统》、魏校之《六书精蕴》、赵古则之《六书本义》、赵宧光之《六书长笺》演之，遂成六书分类之学。徐韵流风，至清犹盛。致令一般治《说文》者，以为舍六书分类之外，别无他法。而此研究之结果，复不能利用之以治其他学问，是之谓孤立的研究。”[16]
虽然宋元明时期的学者十分重视对文字学的研究，但是后代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文字学研究却有颇多争议。可谓推举者少，批评者多。民国初年的胡朴安在其《中国文字学史》中说：“宋元明之文字学，在文字学史上有可纪之价值者，当推二徐之校定《说文解字》……其他著书者颇多，而皆无甚重要。如戴侗之《六书故》，既非《说文》之篆文，又非金文中之古文，非今非古，殊无根据。杨桓之《六书统》，其意在于纠正戴侗之失，而其刺谬则更甚于戴侗。赵撝谦之《六书本义》，其分部不照许氏之旧，任意出入，多所乖舛……大概多师心自用之说，此明人著书之通病也。”[17]
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提到宋元明文字学研究时也表示：“自大小徐以来，《说文》之学中断了八百年。王安石作《字说》，郑樵作《六书略》，有许多穿凿附会的话，为文字学家们不取。南宋戴侗作《六书故》，既非《说文》中的篆文，又非金文中之古文，字多杜撰，也受到了学者们的訾议。除此之外，谈文字学的人虽不少，但是在段玉裁以前，没有值得称述的人。”[18]后代学者对宋元明六书学的研究也往往是泛泛而论，陈陈相因。更有甚者，无视宋元明有关“六书”著述的存在，在学术史上根本不予提及或一带而过。
总体而言，宋元明时期是我国文字学发展史上的低谷时期，这一时期的确没有出现过一部影响深远、成就卓越的文字学著作。因此，这一阶段的六书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也很少有人对这一阶段的文字学著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但作为文字学史上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六书理论研究显然不应被忽略甚至遗忘。
尽管宋元明时期的文字学不为学界重视，但是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文字学研究的许多观点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一时期的学者对文字学许多问题的研究都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近人赵振铎就说：“戴侗的《六书故》、杨桓的《六书统》、周伯琦的《六书正讹》、赵古则的《六书本义》……都是这个系统的著作。清代以来，正统派的许学家们看不起它们，其实这些著作里面蕴涵着一些有关文字问题的新思想，值得发掘。”[19]
黄德宽等先生更是指出：“宋元明三代以‘六书’为名的著作甚夥，文字学突破了《说文》传统，形成了以‘六书’为核心的‘六书学’。这些著作大都能不拘陈说，自创新义，对文字学研究领域是一次重要的开拓。……首先，他们能认识‘六书’在文字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开辟了文字学研究的新领域。……其次，通过他们的努力，对‘六书’研究趋于细致和深入，丰富和发展了文字学理论。”[20]
总体而言，文字学研究者对宋元明时期有关“六书”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甚至有很多有关“六书”理论的著作至今尚未标点出版。王宁先生屡次提出：“对宋元明以及清代前期学术史的研究要给予特别的重视，因为自清代乾嘉以来，这是一直被忽视的时代，被曲解了的时代，理清这一时代的学术家底，才能动手写通代学术史。”[21]
党怀兴先生也呼吁：“提倡学术史专书研究，清理我们的学术家底，一本一本研究清楚，为今后写好通代语言学学术史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22]其实，在文字学发展史上，正是因为有了宋元明时期有关六书理论研究的过渡，才有了清代文字学研究的鼎盛和现代科学汉字构形学的提出。
随着文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近20年来人们开始逐渐关注起宋元明时期的文字学理论研究。党怀兴先生首开对宋元明时期“六书”学研究的先河，在《宋元明六书学研究》中对赵氏“文字孳乳学”理论、兼书说、谐声说、假借说、转注说等问题均做了一定探讨和研究，并指出了这一时期“六书”学理论的成就及不足，给其在文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做了一个中肯的评价和界定。
随后，一些青年学者也开始尝试从各个角度对这一时期的“六书”学理论给予关注和研究。譬如：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六书”学研究》（刘艳清，2010）、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郑樵〈六书略〉研究》（兰碧仙，2003）、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六书本义〉研究》（郭长颖，2008）、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六书正讹〉研究》（张磊，2007）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宋元明时期文字学研究的空白。
二
赵撝谦是明代文字学的开山始祖，也是明代研究六书理论的第一人。其代表作《六书本义》是一部以阐释“六书”理论为导向的文字学著作，也是宋元明时期最具有典型性的作品之一。《明史》《明儒学案》《明朝分省人物考》等资料显示，赵撝谦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余姚市）凤亭乡人，为宋秦悼惠王延美之后，到他这一代时已经家境式微，“幼孤贫，寄食山寺”。[23]寄居食山寺期间，赵撝谦博闻强记，广泛结交往来学者。清朱彝尊《曝书亭集·赵撝谦传》记载：
友人一善一能辄往访，隆寒溽暑，恒徒步百余里，与朱右、谢肃、徐一夔辈定文字交；天台郑四表善《易》，则从之受《易》；定海乐良、鄞郑真明《春秋》，山阴赵俶长于说《诗》，迮雨善乐府，广陵张昱工歌诗，无为吴志淳、华亭朱芾工草书篆隶，撝谦悉与为友。[24]
正是由于赵撝谦这种涉猎广泛、刻苦钻研“隆寒溽暑，恒徒步百余里”不辞辛苦、勤奋好学的精神，才有了他日后在文字学、音韵学，以及“易学”思想修养等领域方面的极深造诣，史载其“博究《六经》、百氏之学，尤精六书”。[25]赵撝谦曾隐居坞山县万书阁，“筑考古台，读书其上。谓六经子史，历代阐发有人，惟音韵之学，世久不明，乃著《声音文字通》一百卷，《六书本义》十二卷”。[26]隐居期间，赵撝谦博览群书，考取诸家论著，推断论其得失以成一家之言，他生平的著作诸如《六书本义》《声音文字通》《造化经纶图》《易学提纲》等，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张廷玉《明史》、朱彝尊《曝书亭集》和焦竑《焦氏笔乘》等书记载，赵撝谦曾有著述三百余卷，但其一生清贫，无力付梓刊印，致使大多散佚，仅有《六书本义》十二卷、《声音文字通》三十二卷、《学范》两卷、《造化经纶图》一卷、《赵考古先生文集》两卷传世。其中，《六书本义》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赵氏的“六书”学思想。《六书本义》有关“六书”学理论的许多观点和思想，源于郑樵的《通志·六书略》和张有的《复古编》，赵氏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研究并不拘泥于郑、张二人，更是打破了许慎《说文》和小篆的藩篱，研究方式别出心裁，故能自出新说，这对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是很有启发的。
赵撝谦《六书本义》收录一千三百字，定三百六十个部首，以象天地生成之数，分为数位、天文、地理、人物、草木、虫兽、饮食、服饰、宫室、器用等十类，凡十二卷。卷前为《六书本义提要》，注明作者的大致情况及被录入《四库全书》的缘由，其后有《六书本义·原序》，次为《凡例》九则，再次为《六书本义纲领·六书总论》，后跟《象形论》《指事论》《会意论》《谐声论》《假借论》《转注论》等，最后为《天地自然河图》《六书相生总图》《以母统子之图》《以子该母之图》《谐声累加图》等13幅图考，《图考》之后是正文十二卷。[27]
通过对赵撝谦《六书本义》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和研究，我们发现赵氏的“六书”理论并未宗法于许慎的《说文》，有很多观点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新之处。尤其是赵氏能够较早以图表形式将汉字部件拆分与“六书”演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对当代汉字构形学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赵撝谦《六书本义》“以母统子，以子该母，子复能母，妇复孕孙”的“文字子母”理论和“文字拆分叠加”理论对科学汉字构形学的研究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囿于传统之见，清代以来的学者对赵撝谦及其《六书本义》多加贬斥，采取否定态度。赵撝谦《六书本义》自刊行以来，学界对该书的评论毁誉不一。明焦竑《焦氏笔乘》称其“字学最精，行世者惟《六书本义》及《学范》六篇”[2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六书本义提要》认为：“第于各部之下，辨别六书之体，颇为详晰。其研索亦有苦心，故录而存之，以不没所长焉。”可见，赵撝谦《六书本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界所认可。
当然，从总体上说，清儒对赵撝谦《六书本义》持否定态度的较多。譬如，曹仁虎《转注古义考》就认为：“至于赵古则辈，因此遂诋《说文》考、老之非，而实是许书之误也……明之赵古则、杨慎、吴元满皆以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为次，盖转声之说起于宋时，其意谓假借不足，而后转声以演义，故以之居六书之末。既紊六书部位，又与转注之本义不合，未可从也。”[29]
近现代以来的学者对赵撝谦《六书本义》的研究也很少给予关注，仅对其在语言学史中给予一般性的介绍，比如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赵振铎的《中国语言学史》，张其昀的《“〈说文〉学”源流考略》，宋均芬的《汉语文字学》，黄德宽、陈秉新的《汉语文字学史》等著述中，对赵撝谦《六书本义》只是仅做简单介绍，并未进行深入分析和细致研究。
传统否定与鄙弃赵撝谦及其《六书本义》在文字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实不足取，客观历史地看待前人的研究成果，才能全面勾勒和厘清我国文字学史的发展脉络。其实，赵撝谦《六书本义》在六书理论一些观点的阐发和文字的释义方面有许多地方是很值得称道的，马叙伦就说：“元朝的戴侗、杨桓、周伯琦，明朝的赵撝谦、魏校、杨慎、吴元满、赵宧光，都很注意字形的研究。”[30]
其实，赵撝谦《六书本义》关于六书理论的一些观点颇有见地。赵氏通过自己的精心研究，创造性地阐发了自汉以来有关六书理论中一些较为简单、含糊的说法，提出“士之为学，必先穷理，穷理必本夫读书”“六书明，则六经如指如掌”的观点，明确了“六书”在文字学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在字义训释上，赵撝谦并不墨守《说文》释义，有些地方能够大胆给予新解，纠正《说文》说解之误，有的释义可与甲骨文、金文相契合。比如“酉”字，《说文》释作：“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31]《六书本义》则释作：“酿黍米以供祭祀宾客之饮也，仪狄造杜康润色之，象酉在缶瓮中，上有盖。”“酉”，甲骨文写作“
”，像在一个大缸“
”中间加一横变成“
”，表示缸里有液体、酒汁，“
”像过滤酒糟的酒篓，造字本义当为“酿在大缸里的酒”。由古文字佐证，说明赵氏说解更符合文字的造字本义。
近些年来，随着文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重视对赵撝谦及其著作《六书本义》的研究。譬如，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六书本义〉研究》（郭长颖，2008）和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六书本义〉研究》（刘艳清，2007）等，也有不少专门研究赵撝谦及其著述的论文，如《赵谦〈声音文字通〉卷数及性质考辨》（丁治民，2008）、《赵谦著述考》（张明明等，2007）、《十二卷本的〈声音文字通〉》（文映霞，2007）、《赵撝谦〈六书本义〉考》（张治东，2017）等，都从不同视角对赵撝谦及其学说著述给予关注和研究。
然而，不尽如人意的是，这些研究始终没有跳出《六书本义》著作本身关于“象形、指事、会意、谐声、转注、假借”等“六书”研究的藩篱，以及对赵氏所提“兼书”“六书体用”等理论观点只是从文字学理论入手做了一定的分析研究和价值评价等，对赵撝谦《六书本义》关于文字的释义和字形结构分析等情况则缺乏深入研究，也没有站在文字学整体发展的高度，将赵撝谦存世著述与以往有关文字学著作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更没有将赵撝谦《六书本义》“六书”理论研究放在整个文字学发展史中，从音、形、义三方面入手，结合其所涉猎的记号、俗字、异体字、古今字、同源字、同形字、同族字等各类语言文字现象进行全面系统分析。
值得关注的是，赵撝谦《六书本义》在文字释义和字形结构分析等方面，有其可圈可点的一面，据传赵撝谦家中藏有大量石鼓拓片，诚西周故物[32]，这可能是前文所说他不盲目迷信《说文》的一个有力支撑。同时，也说明赵氏在文字钻研方面有着相当的造诣。赵氏以翔实的古文字资料为依托，结合《说文》《尔雅》《方言》《广雅》《集韵》《广韵》《玉篇》《类篇》《六书略》等古文献材料，于每一字都进行了审慎解读和精当分析。据统计，赵氏有关文字的释例，有一半之多出自《说文》，虽然有些释义用他自己的话语表述，但实取义于《说文》，并就其中不合实际的释例进行了纠正。
对历史做出客观的分析评价，是对历史的最大尊重。公正地评价赵撝谦及其《六书本义》所蕴含的学术思想是我们当代文字学学者的责任所在。一方面，赵撝谦《六书本义》确实存在缺漏，致使其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被湮没；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墨守、维护许慎《说文》在文字学领域的宗法地位，使学者们只看到了清代文字学研究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却忽视了宋元明时期作为汉唐到清代的过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在文字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经过十余年的苦心钻研和探索，我们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综合古今方家之说，尤其结合蔡永贵先生的汉字字族学理论，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和苏培成先生的现代汉字学理论知识，王力先生的音韵学理论知识，通过与许慎《说文》、戴侗《六书故》，以及郑樵《通志·六书略》和张有《复古编》等著述做比较，从汉字的形义、音义等方面入手，对赵撝谦《六书本义》所涉猎的文字释义情况及涵盖的语言文字现象做出综合考察和研究，试就其在汉语言文字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一个适当评价，同时也对今后的文字学研究提供借鉴。
三
毋庸置疑，无论是从理论阐发，还是从释义实践，赵撝谦都对《说文》做了精心校订和修正，并且兼容并蓄，综合郑樵《六书略》和张有《复古编》，对《尔雅》《方言》《广雅》《集韵》《广韵》《玉篇》《类篇》等古文献资料给予研究和消化，在博采众长、继承前人优秀成果并对之进行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通过多年认真钻研和细心考察，然后注入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成就鸿篇巨制《六书本义》。
在六书理论的具体阐发上，赵撝谦《六书本义》多有创造性贡献。关于文字的造字本源问题，赵氏认为“象形”为“文字之本”，即由描绘客观实物之形而成的象形字是所有自源文字的基础。
在我国文字学史上，赵撝谦较早发现了文字拆分与叠加的基本脉络，认为象形“文”为文字孳乳发展的最初构件，其他“六书”则是在象形“文”的基础上通过拆分与叠加的方式衍生而出的。赵撝谦于《六书本义·六书总论》强调曰：“六书未作，六书之体散在天地；六书既作，天地之用具于六书。……不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旁及鸟兽草木人物之宜，效其形、画其迹而已。故六书初一曰象形，文字之本也，次二曰指事，加于象形者也。”
关于文字之间的区隔，赵撝谦《六书本义·六书总论》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象形、指事，文也。象形，文之纯；指事，文之加也。会意、谐声，字也。谐声，字之纯；会意，字之间也。”
由此可见，赵氏这些独到见解和阐述，对后世汉字构形学以及文字学关于汉字二元构字方式的发现具有重要作用。
赵撝谦《六书本义》继承郑樵《六书略》，充分肯定了六书在文字学中的地位和文字释义对于解经晓理的重要性，“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又曰：“士之为学，必先穷理，穷理必本夫读书，读书非识字义之所载、所该以俟。心悟神入，豁然贯通，则于上达乎。”赵撝谦充分认识和明确了“六书”在文字学中的关键作用和核心地位，这使文字学理论研究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同时，赵撝谦还明确提出：“昔者圣人之造书也，其肇于象形乎，故象形为文字之本。而指事、会意、谐声皆由是而出焉。”认为象形“文”为文字孳乳发展的最初构件，其他“六书”则是在象形“文”的基础上通过拆分与叠加的方式孳乳而出。
在“六书”分类中，赵撝谦《六书本义》承袭郑樵《通志·六书略》，采“正生”“兼生”分类六书。但不同于郑樵《六书略》的是，赵氏于每一个细目都详细举例，以说明内涵。譬如，赵撝谦《六书本义》将“指事”分为“正生附本”和“事兼声”两类，其中“正生附本”，赵氏将之解释为，“正生附本，盖造指事之本，附于象形，如‘本、末、朱、禾、未、朿’之类是也”。
关于同形字问题，赵撝谦《六书本义》提出“同音并义不为假借”“双音并义不为转注”等观点，就假借与同形、转注与同形的关系问题做了梳理。赵撝谦在《六书本义》中收录了大量同形字，并就同形字词义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说明。如：“同音并义不为假借者，台说之台，即台我之台，皆得从口而为意，从
而为声也；壬担之任，既象治壬之形，壬娠之壬，亦象怀壬之形也。”赵氏结合同形字构造类型还提出了“因义之借”“无义之借”“同音并义不为假借”“展转其声而注释为它字之用”“因义转注”“无义转注”“双音并义不为转注”等概念，为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同形字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赵撝谦《六书本义》在系统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基础上，提出“子从母生，孙从子出，各有所统”的文字“子母”说，认为文字最基本的字形是“母文”，由“母文”可孳乳出“子字”，再由“子字”孳乳出“孙字”。这里赵氏所谓的“母文”不仅具有孳乳分化能力，而且其自身也是一个形、音、义兼备的独立个体。后出孳乳字，包括“子字”和“孙字”，都是在“母文”形、音、义的基础上，通过“以母统子，以子该母，子复能母，妇复孕孙，生生相续，各有次第”的方法孳乳产生的，是母文意义的具体化、对象化和类属化。孳乳字与“母文”在意义上相通、形体上相承、读音上相同或相近。
赵撝谦《六书本义》站在解经传道的高度，清晰地看到了俗书对于文字发展的不利因素，并于《六书本义·原序》曰：“至天宝间，诏以隶法写六经，于是其道尽废。然犹凡例不达，六义未确，终莫能明。以其指事为象形，会意为指事，既非矣，至有以转注为假借，会意为转注，则失之甚者也。于乎正书之不显，俗书害之也，俗书之相仍，六义不明也。”在承袭前代字学研究的基础上，赵氏察觉前人过度违背汉学理论带来了诸多弊端，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俗字的滥用。赵撝谦总结前人的成果，在《六书本义》中收集了大量俗字，并就俗字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为我们后来研究俗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经验。
当然，由于受到时代、历史等各方面原因的限制，赵撝谦《六书本义》在很多方面还存在明显缺漏。比如，赵氏关于“假借”“转注”的定义，常常把“假借”“转注”和词义的引申、文字的通假等现象混为一谈；在造字祖源上既认为“象形”为一切文字的基础，同时又提出：“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之祖。”不仅弄混了八卦和象形的关系，而且对文字的起源有着误导之嫌；在“六书”理论的架构上也存在明显缺陷……以上诸多局限，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文字学发展的特定阶段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关于部首与列字，赵撝谦《六书本义》最令人费解处莫过于他对部首与列字方面的重叠问题。赵氏既将某些字立为部首，于他部下又重复罗列该字，这种情况在《六书本义》中有一百八十余处。赵氏却解释说：“虽从母为子，而又能生它字者，既见于所生母下，而又别出为部，亦犹人皆出于父母，既长而又能生其所生也。”赵氏此举，不仅无法使文字结构更趋明朗，反而因为体例错乱，令人不知所从。况文字一旦为部首，即不能再分解，若能分解，自然也该归入他部，怎么能既入别部，又可兼作部首的道理？
列字体例不够统一，赵撝谦《六书本义》多采小篆列字，但部分字例却以古文、籀文列字。在《六书本义》中，以古文为正文者有及、回、畎、六、终、畾、丽等七字，赵氏既取小篆作正文，而这些字却以古文为之，一旦取古文、籀文列字之后，反而形成入部的困扰。因为赵撝谦《六书本义》收古文为字头，所以很难给这些字归部，于是将它们附于每卷之末，分别以附录处理，这说明赵撝谦在归部上的不确定。以籀文为正文者如“
”字，赵氏释“”字不言隶体，却以“今但用某”诠释，这样极易和俗体相混，这显示了赵撝谦《六书本义》在编排体例上部首不足的缺陷。
赵撝谦《六书本义》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假借与引申的关系，在《六书本义·假借论》中，赵氏关于“假借”的分类有一个明显疏漏，就是混淆了假借与引申的概念，如“因义之借”是因某些义本无其字，于是就取一义近且音同之字代替。“因义之借”所取借字，除具音同义近条件，最主要特征便是利用引申想象作用。而引申与假借是两类不同范畴的概念，赵氏在此却将二者牵强放在一起，实属不该。在具体字例的释义方面，赵氏将引申写作假借，使人容易混淆二者概念。譬如“皮”，《六书本义》：“剥取兽革。生曰皮，理之曰革，柔之曰韦。从又指所剥皮。……借肌表肤。”在此处，“肌表肤”是“皮”的引申义，并非假借义。
在造字祖源上，赵撝谦《六书本义》以“象形”为“万世文字之祖”，认为指事、会意和谐声等皆是以“象形”为基础所孳乳出的造字方法。视“象形”为文字的起源本无可厚非，然而，赵氏在阐述这一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了朱熹“易”学思想的影响，他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朱子曰：‘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之祖。’”这不仅弄混了八卦和象形的关系，而且对文字的起源也有误导之嫌，是不可取之处。
赵撝谦《六书本义》六书归类不够明确，在象形、指事、会意、谐声以及转注与假借等六书的归类上，常有混淆不清的地方。譬如：赵氏认为象形加物可以构成指事，其实我们应该根据附加的内容来定，若附加的内容可以成文又具有表意功能，那么此字即可归入会意，若具有表音功能则可归入谐声，而不是简单的指事。关于“转注”“假借”二书是“造字说”还是“用字说”持徘徊不定态度，在字例阐释和具体运用上也自相矛盾，对二者区隔不甚明了。《六书本义》阐述转注、假借之别时，以转注为声转而义转，假借以音同而借义。两者分别，本已明确，但在转注、假借分类类别上，却有“同音并义不为假借”“双声并义不为转注”，此为一字二义，音义相同字之情形。二例所言既皆为一字二义，何以一入转注，一入假借？令人费解。
赵氏本末倒置用六书界定文字的起源。众所周知，古人所指“六书”，一般都认为它是六种造字方法。准确地说，就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所总结出来的六种造字类型。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先有汉字，然后才有六书理论。而赵撝谦《六书本义》认为先有象形，其他各书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说明象形字在文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提法不免让人生疑，到底是先有汉字，还是先有“六书”？因此，赵撝谦《六书本义》没有厘清文字的起源和“六书”在逻辑上到底是什么关系。
未能突破“六书”的局限认识汉字。宋元明时期，人们尚没有机会接触到诸如殷墟甲骨文等更多的古文字资料。所以，赵撝谦《六书本义》在讲解一些具体字例时，仍然采用小篆系统的汉字形体结构以传统六书理论来加以剖析和阐释，当遇到说解不清的状况时，就过多附会《说文》，列出所谓“兼书”来敷衍，有囿于“六书”局限之嫌。我们知道，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已经与造字之初的甲骨文有相当距离，即使小篆形体与甲骨文也不可同日而语。若用小篆字体去硬性探寻汉字本义，未免会走向片面或极端。
综上，尽管赵撝谦《六书本义》存在很多不够严谨和疏漏的地方。但总体来说，它在六书阐释和文字释义方面已经较《说文》有了很大突破，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说文》做了相当回归。《六书本义》有关六书理论及语言文字学现象的许多观点和思想，源于郑樵的《六书略》和张有的《复古编》，赵氏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研究并不拘泥于郑、张二人，更是打破了许慎《说文》分析汉字小篆形体的藩篱，以翔实的古文字资料为基础，于每一字进行审慎解读，研究方式别出心裁，故能自出新说，这对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是很有启发的。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6，第28页。
[2]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第3版），商务印书馆，2014，第6页。
[3]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第3版），商务印书馆，2014，第11页。
[4]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52页。
[5]黄德宽：《古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7页。
[6]黄德宽：《古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7～8页。
[7]（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第1720页。
[8]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53页。
[9]（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第314页。
[10]张治东：《宋元明时期汉字“异体”现象探疑——以赵撝谦〈六书本义〉为基点》，《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241页。
[1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6，第98页。
[12]张治东：《宋元明时期汉字“异体”现象探疑——以赵撝谦〈六书本义〉为基点》，《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241页。
[13]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21～22页。
[14]宋均芬：《汉语文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2页。
[15]刘艳清：《清代“六书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
[16]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影印元至治本郑樵〈书略〉序》，中华书局，1986，第331页。
[17]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中国书店，1983，第248～250页。
[18]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109～110页。
[19]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93页。
[20]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第93～95页。
[21]党怀兴：《文献发掘与学术史的研究问题——兼谈王宁先生有关学术史研究的一些看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第3页。
[22]党怀兴：《宋元明六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7页。
[23]高占祥主编《二十五史》第26卷，载（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线装书局，2011，第2076页。
[24]（清）朱彝尊：《曝书亭集·赵撝谦传》，载《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06页。
[25]高占祥主编《二十五史》第26卷，（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线装书局，2011，第2076页。
[26]（清）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一》，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1985，第1052页。
[27]（明）赵撝谦：《六书本义》，载（清）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第22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285～298页。本书中《六书本义》皆出自此版本，为避文繁，后不赘述。
[28]（明）焦竑：《焦氏笔乘》，李剑雄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34页。
[29]（清）曹仁虎：《转注古义考》，中华书局，1985，第3页。
[30]张标：《20世纪〈说文〉学流派考论》，中华书局，2003，第95页。
[31]（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第311页。
[32]（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载《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