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倾销

民国时期介绍倾销与反倾销方面的著作不多，普及性的有刘秉麟、潘源来合著的《世界倾销问题》（1935），该书对倾销的定义、起源与发展、原因、种类、影响及其后果、倾销者所获得的利益、倾销与各方面的关系、倾销的抵制和各国货物在中国倾销的状况与中国农工商业衰落之原因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阐述，从内容上看基本是以讲解倾销相关知识为主。民国学者查士骥译自日本的著作《关税政策与倾销》（1933）对世界关税壁垒的形成、倾销的本质、关税运动的一般经过及国际贸易的进口限制及禁止等问题进行了较大篇幅的介绍。

在分析日货在华倾销原因上，赵兰坪在《日货何以低廉》（《日本评论》第7卷第1期，1935年1月）中认为日元汇率的低落、日本政府的补贴、日本产业实行生产合理化及日本工人的工资低下是主要方面。该文还进一步指出日货得以在中国倾销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缺少关税保护。《社会探并与日本劳动阶级》（《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期，1934年9月）从社会倾销的角度进行了论述，认为日货的倾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日本劳动阶级的残酷压榨，从而降低了日本商品的生产成本，这是日货倾销的重要条件。

马寅初在《中国与倾销问题》[6]中对倾销问题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倾销分为非恶意倾销和预定倾销两种；对于被倾销国的利害可以从消费者的利害和生产者的利害两个方面来观察；中国针对俄、日两国的倾销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应容许俄国的倾销而坚决抵制日货的倾销。最后马寅初指出，解决日货倾销的关键办法是尽量用国货来替代日货，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王逢辛在《日货倾销问题》（《银行周报》第16卷第47号，1932年12月6日）一文中则论述了日货在中国倾销概况、倾销与国民消费的关系、日货倾销对中国生产事业的影响及中国对日倾销所应采取的办法，政府方面要制定相关法律保护民族产业，在国民方面则要求团结一致对外；从生产企业本身来说，必须力求进步，提高产品质量。

马寅初在其另一篇文章《抵抗洋货倾销及提倡国货之方策》[7]中点明了中国抵抗洋货倾销的必要性及困难，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关税权、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的束缚是中国难以达成理想的反倾销效果的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他还指出了中国在当时情况下反倾销的途径：由各省自行制定抵抗办法、由中央统一办理及借助各省商会及工商同业公会的折中办法等。马寅初还希望加强中央政府对工商业界的监督和国货在全国的流通，并要加强抵制洋货、提倡国货，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许涤新在《日货倾销与海关进口新税则》（《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1934年9月）中，从新海关进口税则对外货倾销的影响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日货的倾销并没有受制于国内新税则的施行，很多需要保护的民族企业却因为新税则受到很大的冲击。

此外，仲廉在《日煤倾销问题》（《银行周报》第16卷第47号，1932年12月6日）一文中对中国煤业所受到的倾销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煤业不振并非完全因为日本煤倾销的影响，还有其本身的原因，如交通不便、铁路运费过高及地方捐税太重等原因。作者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实行倾销税法，降低铁路运费，统一中外煤业缴纳的捐税税率，禁止国煤出口，奖励小公司合并及用新式方法开采煤等。

总的来看，这些论文或专著都是当时的经济学家或知识分子对倾销问题的初步看法，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介绍了倾销的基本知识并对当时中国存在的倾销事实提出个人观点，基本上没有对近代中国存在的倾销与反倾销做出全面的分析，更谈不上分析当时倾销的本质和揭露倾销背后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