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范君丽娟是我调往南开大学的2006年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招收的最后一位博士生。因为地域空间的阻隔，和“伤筋动骨”的迁徙所造成的心理调整，我给她直接讲授的专业知识和方法并不多，这一点有违我始终恪守的教书原则，至今想来仍觉愧疚。好在那时丽娟已经是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不仅在任职的西语学院的课上得出色，在师生中有极佳的口碑；而且此前和在读期间曾经数度留洋，到英国与加拿大等国家研修过外国文学及语言，早就培养出一种宽阔的学术视野，所以攻读博士学位对她来说，只是难度不大的“锦上添花”之事。

大约在博士二年级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一次比较充分的学术对话。从彼此深入的话语交锋中，我理清了丽娟熟悉的视阈和兴趣中心，于是结合她的专业积累，建议她在中外诗学的关系方面确立学位论文选题。不久，她告诉我，她想以《影响与接受：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与发展》为题，我稍加思索便答应了她。因为我清楚，带着引发模式特征的中国新诗和西方诗歌之间具有密切的思想、艺术关联，至于中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学二者更是不可或分。一方面，许多中国现代作家、诗人的英国体验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巨大，另一方面，英国的文学、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存在着直接的交流与渗透，丽娟从比较诗学和接受美学的研究视角，将中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学并置一处，加以系统、扎实、深入的研讨、论证，论题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也体现出了可贵的学术眼光。所以我在同意她选题的同时，鼓励她不必受太多的拘束，可以大胆地放开手脚写作。

中经几番往复，答辩前近两个月，丽娟按期交上论文全稿，我仔细阅读后，心里感觉更踏实了。论文先将浪漫主义置于同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语境中，探讨其思想理念的内在传承和当下意义，进而比较剖析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渊源、特质、价值和局限，对中英浪漫主义诗学在自然观、语言观、诗人观、表现现实方式诸方面相似点和差异性的整体把握，不仅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并且彰显出了她的学术特色。一是由于丽娟对浪漫主义文学历史的理论，对中国、英国文化文学的熟悉，在英国浪漫主义和女性文学的研讨方面能够厚积薄发，出入裕如，不论是宏观的俯瞰还是文本的细读，常常有她的发现。如指认英国浪漫主义是要“返回中世纪”文学的民谣，而且以一系列的实践发掘了民谣的魅力和价值，其中无论是华兹华斯倡导使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还是彭斯引导人们认识民谣和方言的价值，都使英国浪漫主义开创了一种朴素、清新、自然、洗尽铅华的语言风格。这种通过形式因素介入文本内蕴和流派历史的分析，在为读者打开异域文化窗口的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启迪，可以说已经探究到了浪漫主义诗学的骨髓所在。二是丽娟在行文过程中注意分寸，体现了一个研究者特有的冷静、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她在从文学功利角度勘察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政治性和革命性特质时，认定无论英国还是中国的浪漫诗学都具有丰富的内涵，但也都无法摆脱其历史叙事和社会话语的宿命，这种学术判断就把对象看得十分透彻，标识出了中英浪漫主义诗学优长和误区所在，准确而辩证。三是论文对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研究力求避开流行、规矩却俗套的研究路数，注重文本的新阐释，其中翻译视角的引入，提供了以往人们很少留意的鲜活资料，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对翻译环节重视不够的弊端是一种矫正。如在探讨雪莱的诗歌和诗学理论的过程中，就把它放在苏曼殊、陈南士、周作人、宗白华、成仿吾、朱湘、李唯建、梁宗岱等人翻译的“场”里，特别是把它和郭沫若的翻译对接，使雪莱对中国浪漫诗学的影响被凸显得清晰而深邃。也正因如此，丽娟的论文在答辩时受到一致好评，就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了，它的确达到了比较文学论文所应达到的“一加一大于二”的理想效果，能够给人以更多的启发。

丽娟毕业以后，差不多每年我们都能见上一两面，或是参加学术会议，或是在罗诗门的聚会上，每一次丽娟都一如既往地从容如风，优雅似兰，脸上挂着平静恬淡的微笑，说话柔声细气，娓娓道来，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我想那种优雅与沉静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内心经验、阅历和眼界玉成的自信气质的一种自然流露，一个见过山外之山、人外之人，经历过大世面的人，对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更多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这种有修养做底色的谦卑和恭敬吧。丽娟曾经长时间研究女性文学，却从来都是女人味儿十足，没有那种女权主义的乖戾和激烈，反倒一直彬彬有礼、温柔端庄有加。在单位，这个“弱女子”懂得承担，工作拿得起放得下，在家里，则是标准的淑女、贤妻和良母，丈夫和儿子都十分优秀，全家其乐融融。人们不时感叹，如今的女性事业和家庭常常矛盾对立、不能兼得，丽娟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迷信。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学生的成长更值得自豪的了。感谢丽娟，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给了我又一次分享快乐的机会。愿她在幸福、学术的路上越走越沉稳，越走越精彩。

罗振亚

2016年12月6日 于天津阳光100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