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比较诗学视阈下的浪漫主义研究

一 诗学、比较诗学与浪漫主义

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安居。”[1]这句话精辟地阐释了诗意与诗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而生存的本质特征，诗是人类灵魂安居的真正所在。尼尔·路西说：“诗之思就是一种诗意的生存，当一个人诗兴地思考（饮酒、做梦、产生幻觉与试验）时，就有一种强化了的生存感。”[2]

在社会日益机械化、工业化的今天，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岌岌可危的精神荒原形成了惊人的不协调，后现代图景不仅标志着上帝已死，还预言作者也死了。人们不禁要问：是文学终结了，还是人类的本性与天性物化了？后现代充满了终结者，同时也呼唤着人类的拯救者，而最终证明人类的拯救者是人类自己，人类还要靠自己拯救自己，人类自己才是真正的拯救者。“诗人是世间卫冕的立法者。”诗是人类的精神皈依。而我认为，诗学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诗歌研究，以英国浪漫主义为例，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批评是其主要成就。但其诗歌创作理论一方面引导了其他文学艺术形式，包括小说、散文、戏剧等的发展，甚至其影响还扩展到了音乐、绘画等；另一方面浪漫主义也为人们提供了哲学思考，赋予人类生存以崭新理念和现代意义。所以“浪漫主义最大的成就可以说是它的概念，而不是它的诗歌，换句话说是哲学上的成就，而不只是文学上的成就”[3]。

“‘诗学’一词在现代意义上的运用，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其内涵与它们原初的古典意义均是不尽相同的，其间无疑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渊源，会牵涉到各种思想和理论的变迁。”[4]所谓诗学，在中国古代以及近代，主要是以诗歌作为讨论对象的，是论及关于诗歌创作欣赏批评，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文论美学和思想文化问题的学问，中文常用“诗话”“词话”“诗论”来称呼。而在西方的中世纪，尤其是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诗学主要是以悲剧为主要研究对象，是把当时的主要文类如戏剧、史诗和抒情诗等进行综合研究，通过探讨诗的起源、诗的历史、诗的特征等，进而阐述古代西方人的文学观念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5]。20世纪，伴随着中外学术交汇、对话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和现代转型以后，诗学的概念在21世纪的今天发生了学科理念上的根本变化。也就是说，“在现代意义上，或者说在现代文艺学研究的意义上，诗学主要是指人们在抽象层面上所展开的关于文学问题的专门研究，包括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美学论或者从范式和方法论等思路去展开的有关文学本身命题的研讨”[6]。因此，今天我们在多数场合所谈及的诗学概念，是一种广义的诗学，它更接近通常的文艺研究，或者说，关于文学的批评理论研究。这种诗学概念的表达更具有历史感和意义的包容性。

“比较诗学”则是“从跨文化的立场去展开的广义诗学研究，或者说是从国际学术的视野去展开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跨文化研究”[7]，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然方向。1963年，艾金伯勒在《比较不是理由》一文中说道：“历史的探询和批判的美学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自己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8]比较诗学强调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坚持以跨越国界、文化和语言的研究来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审美特性。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共同构成比较文学研究具有包含输出与输入双向因素的特点，但接受研究并不是影响研究的简单倒置，而是需要考察一个国家或民族接受其他国家或民族文学及文化的实际情况所呈现出的双向甚至多向运动特色。这样看来，比较研究是“建立在动态的文学和文化观上的。文学和文化都不是某种现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可以简单地从一个国度搬到另一个国度。……它首先是人类正在进行中的创造。……它提醒我们对外来的影响的接受往往是个主动的行动”[9]。一种文化并不和作为他者的文化处在一对一的对等的位置上，它一方面和其他多种文化处于不断接触和交融中；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在民族和历史的语境里发展、演化着自身的文学传统。因此“接受影响永远不是被动的消极无为过程，不要接受过程因而成为接受主体的能动创造性过程”。中国五四时期，西方的思想伴随着大量的西方文学、政治、哲学等著作的译介一起涌入国门，对英国浪漫主义思想和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和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五四浪漫主义诗学思想和特质的构造。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中外文学史上早就有所运用。欧文·白璧德认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一切原始的人类想象都属于浪漫主义。”[10]现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表现为一种社会思潮，它的兴起与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特定阶段的产物。18世纪后半叶，为历史现代性所推崇的工业文明在经济领域创造了奇迹，以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得到极大提高。但是物欲的无限膨胀，技术的单向思维与狭隘片面，人与自然的疏离与不和谐，意识形态所涵盖的话语权被严密的控制，人类精神和生存诗性的丧失与沦落……这些异化现象引发了法国思想家雅克·卢梭的忧虑和思考。1762年，卢梭出版作品《爱弥儿》，书中写道：“自然的光彩壮丽存在于人类心中，要看见它就必须去感受它”，以此向人类大声疾呼回归自然；书中还写道：“人类的制度是一团愚蠢和矛盾的混沌”，这是卢梭对物欲控制下的文明社会进行的彻底否定。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成为卢梭情感的特定内涵，这也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美学特质。在德国，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思想家从哲学本体的高度使德国浪漫主义具有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思辨和理性表征。浪漫主义在英国得到了阐释和充分发展，尤其在诗学思想和理论方面较为突出：1798年，以华兹华斯和柯勒津治共同出版的《抒情歌谣集》以及序言为标志，英国浪漫主义在诗歌创作和批评理论方面成就斐然，并且影响广泛深远——不仅影响到欧洲的许多其他国家，也影响到亚洲国家，比如日本、中国和印度等。浪漫主义思想和诗学在全球范围里既呈现出国别特征和民族特色，也表现出共时和历时的发展面貌，因而对浪漫主义诗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充分体现浪漫主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才能更深刻、充分地理解、认识浪漫主义的思想内涵以及它在当下社会形态中的演化和价值。

二 浪漫主义研究现状、意义和方法

英美国家对浪漫主义一直怀有极大的研究热情，单说有关英国浪漫主义的论著和论文，每年就不下百篇，在英国和美国都有成立近百年的浪漫主义研究会，每年都召开关于浪漫主义的研讨会、学术会，也有专门的浪漫主义专刊杂志。其中比较经典的有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19世纪初世界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袖欧文·白璧德的代表作《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该书以古典主义的伦理道德标准批判了卢梭开创的浪漫主义，并正本溯源，从浪漫主义的源头直接谈起，批判了文学适合文化史上关于浪漫主义的各种概念。作者对19世纪欧洲及美国社会的伦理、宗教、道德、美学、哲学都进行了批判，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批判精神。不仅对法国的浪漫主义传统进行了深入详尽的阐述和思考，也用大量篇幅探讨了卢梭的思想对英国浪漫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如华兹华斯、柯勒津治、雪莱、拜伦等的影响。

另一部系统论述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作品就是鼎鼎有名的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系教授M.H.艾布拉姆斯在1953年出版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很多人都铭记他提出的文学批评四大要素理论，即作品、宇宙、作家、读者，以致忽略了书中的论述重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该书主要论述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期大约40年间产生于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并把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纳入一个较为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中，比如以18世纪美学为参照，并对比外来思想，尤其侧重于探讨与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德国的赫尔德林和康德成为浪漫主义思想的先河，此后德国取代英国和法国成为向世界输出浪漫主义思想的主要国家。该书还运用隐喻的方法，把心灵比作镜子——作为外界事物的反映者，这一点体现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这段历史时期西方文学理论的主要思维特征；另一个比喻是把心灵比作灯——一种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事物的一部分，这一点体现了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

除此而外，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剑桥文学指南”中的《英国浪漫主义》一书可以说代表了西方英美国家对浪漫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收录了英美当代知名学者所撰写的共11篇论文，它们代表了西方学者对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最新思考，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英国浪漫主义的历史渊源、思想背景和文化内涵的清晰而权威的途径。其中包括《浪漫主义批评与理论》《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革命时代的诗歌》《浪漫主义和希腊文化》《浪漫主义诗歌》等多篇有所侧重的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姐妹艺术》一文。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后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出发，把浪漫主义与女性主义思想相结合，给浪漫主义诗学研究开创了新视角。随着后现代理论的不断涌现和论争，运用后现代理论，比如生态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大众文化的视野等对浪漫主义诗学进行重新挖掘和评判，这方面的论文和著作层出不穷。

中国对英国浪漫主义思潮的批评研究始于清朝末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步入高潮，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等都分别对西方浪漫主义（主要是英国和德国）进行译介和评述。创造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团体，为浪漫主义文学和理论的翻译与研究开辟了道路。创造社以它特有的创造精神（也是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不但译介了大量的浪漫主义作品、理论批评作品等，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风范。同《新青年》杂志一起，《小说月报》《创造周报》等刊物成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并发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作品和思想理论的主要期刊。但相对来说，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译介研究比较零散，注重个体研究，例如对雪莱、拜伦等的单个作品或文学思想进行译介和研究评述。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研究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实现的：首先是这些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作者直接阅读、翻译西方浪漫主义作品，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为鲜明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英国浪漫主义和中国浪漫主义较具突破性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6年，由罗钢撰著出版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研究》比较系统地评论了西方浪漫主义作品，主要从历史发展和社会批评的角度探讨了英国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想特征，可贵的是，该书最后增添了“创造社早期文艺思想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和“东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几点比较研究”这两部分，使得该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视点，对中国浪漫主义同西方浪漫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早期创造社对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是全面的”这一观点，认为“他们接受了浪漫主义者从作家主观意识方面寻求文艺产生的根源，把情感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新的美学观念”。该书所具有的学术创新之处就在于东西方比较与影响研究部分，但是作者并没有展开和进行深入探讨。1991年，王佐良教授编著出版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可以说是一部详尽研究英国浪漫主义的断代诗史。该书全面论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历史、来龙去脉、兴起与发展，其重要诗人、主要作品、思想上艺术上的特色、变化和影响意义等，是一部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集阐释性和文学性于一体的著作。但该书注重的是英国这样一个单一国别的浪漫主义文学特征，还没有形成比较和影响对照的视野。另一部较有价值的作品是2000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此书以研究20世纪初、新中国成立以前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及理论为主线和支点，对西方浪漫主义尤其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仅在论及影响或作为借鉴时提及。另一部必须提及的作品是2002年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朱寿桐先生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一书。作者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进行梳理和评论，侧重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半个世纪的文学及理论研究，同时也增加了20世纪后50年的内容，表现在都市浪漫主义的阐述部分。这本著作可以说全部以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理论为重点、出发点和主要内容，对西方及对英国浪漫主义的论述比较有限。

2002年，乐黛云教授指导张旭春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研究》，该文以现代主义理论为切入点，阐述浪漫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出发，采用比较的方法对比研究中英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但侧重的是政治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出版时，作者将其改名为《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俞兆平教授的《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一书，其新在重新论述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即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依据其影响来源和主要理论内容分成两类：一是卢梭的美学浪漫主义，二是高尔基的政治学浪漫主义，并对这两种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接受、影响和实践进行研究论述。在我看来，这种提法有所创新和突破，体现了在特定历史环境、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的民族性、本土性特征。但是深入探究我们会发现，卢梭所倡导的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思想，其最初宗旨是政治性和社会性批判立场，这与当时法国的社会发展与变革紧密相连。真正在文学艺术领域提出浪漫主义独特而鲜明的美学主张的是英国浪漫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如华兹华斯、柯勒津治、雪莱、济慈等。当然，他们的理论思想也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其影响也扩展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诸多领域。

近两年来，从较新的后现代主义的某个理论视角来剖析浪漫主义的论文开始出现并增多，比如浪漫主义作家的生态视角、浪漫主义作家的女性观等，但仍然是片断的、局部的，有待予以完整、全面的论述。这一现象也证明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文学批评和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空间和可能，具体说，就是为浪漫主义诗学研究提供了新视域、新角度，也让我们重新感受到浪漫主义诗学理论的传承性和当下性，浪漫主义思想的经久不衰与文学批评传统的连续性和启示性。

选择中英浪漫主义诗学进行比较研究，应该说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在追根溯源时，总会从浪漫主义说起，总会从浪漫主义中寻找依据和灵感：首先，浪漫主义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基础。例如，解构主义要解构主体性这一概念，就要借助浪漫主义强调个性和偶然性的理论；形式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学性，要从浪漫主义的纯文学、纯诗的概念中寻求理论支持；生态批评要反现代性，须从浪漫主义所倡导的原始和回归自然的主张中发掘资源；德勒兹等人的块茎理论，很难说没有受到浪漫主义有机观的影响；后现代质疑现代性的合法性时，多半与浪漫主义的观点有着内在的联系；甚至一些受到科学主义影响的理论家，如德里达、保罗·德曼对不可呈现性的强调和关注，也要从浪漫主义中寻求论据。其次，浪漫主义可以说是西方文学艺术与思想史上对传统思想观念的一次大规模挑战和反叛，因而也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它奠定了西方社会的一切现代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其核心是以个体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对原始、自然、激情、个性、叛逆，以及对民主甚至世俗等的极力追求。虽然具有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但也给现代的各种理论注入了创新活力与动力。另外，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界应当重新反思，我们是否对浪漫主义存在误读和误解，比如，我们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对浪漫主义的讲解是否客观。毕竟浪漫主义是植根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和价值观念里的一种文艺思潮，当然，中国古代文学也有浪漫主义的倾向和风格，但没有形成像英国浪漫主义那样系统的文学理论和声势浩大的运动。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则是在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下，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从文学作品和理论的译介，到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的阐述，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浪漫主义思潮。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色彩，两者的差异性甚至还表现在对西方浪漫主义的一种误读和背离上；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也有与西方浪漫主义的亲缘性、相似性。随着新的研究理论视角和方法的涌现，中西方文化社会的发展与全球化的趋势，重新对中西方浪漫主义诗学进行比较研究是必要的，是具有现实性和当下性的。

本书主要采取的是中西方比较的方法，并在接受理论框架下，阐释中西方文学影响和接受的关系研究。影响研究是比较研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基本方法，美国学者乌尔里希·维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对影响研究作了这样的论述：“影响应该被认为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关键的一个概念，因为它把两个有区别的，因而也是可以比较的实体放在一起：发生影响的作品和影响所及的作品。”由此可见，影响研究最主要的内容涉及几个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英语“影响”（influence）一词起源于中世纪拉丁语influentia，意思是“主宰人类命运的天体之力”。后来演化为动词influere，意思是“流出流向”，并演化为“主宰他者的精神和理智的力量”，被“‘法国文艺对外国的影响’这样的文艺批评论述所采用”[11]。这一词源学的说法，强调了“影响”对于精神理智以及人类命运的神秘作用力，破除了在影响问题上的简单化观点。法国文学史家朗松认为：“真正的影响，是当一国文学中的突变，无以用该国以往的文学传统和各个作家的独创性来加以解释时在该国文学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情状。……就其实质，真正的影响，较之于题材选择而言，更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这种真正的影响，与其说是靠具体的有形之物的借取，不如说是凭借某些国家文学精髓的渗透。”[12]由此可见，比较文学领域的“影响”着眼于外来民族的文学因素在本民族作家文学作品中精神层面的出现和再现。这种外来因素是从本民族的传统和作家本人已有的创作道路中无法加以解释的，他们经过作家的吸收消化，已经渗透到民族文学之中，参与了艺术创造和民族文学的发展演化过程，并成为它的灵魂与风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本书意在探讨中国五四浪漫主义诗学同英国浪漫主义诗学之间在影响和接受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探讨影响和接受过程中所呈现的复杂文学机制。本书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它的中西对比性。西方浪漫主义诗学在英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西学东渐——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对西方文学作品和批评文论的译介为手段，同时肩负着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感和对崭新时代的憧憬，使中国五四浪漫主义诗学展现出借鉴、吸取西方浪漫主义精髓，却又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的民族风采。因此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比较不是凭空的比较，而是影响的比较、接受的比较。本书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它的当下性。比较课题在今天这样一个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语境下，更凸显它的位置与作用，尤其在当今语言哲学思想的带动下，哲学研究从文化转向语言，语言作为人类的生存家园而成为哲学研究的本体；诗歌语言成为一个民族语言的精粹和代表；诗歌，作为一个民族文化集中体现的载体，从语言到形式、从内容到本质、从创作到理论都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文学界、文艺界、美学界乃至哲学界等人文学科研究的焦点，因而具有了研究价值和可创新之处。

注释

[1]海德格尔：《人，诗意的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2]尼尔·路西：《后现代文学理论导论》，马萨诸塞：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8页。

[3]尼尔·路西：《后现代文学理论导论》，马萨诸塞：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67页。

[4]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5]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129页。

[6]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第2页。

[7]同上书，第2页。

[8]艾金伯勒：《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9]张弘：《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10]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11]大塚幸男：《比较文学原理》，陈秋凤、杨国华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12]转引自大塚幸男《比较文学原理》，陈秋凤、杨国华译，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