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许许多多地方分别从生产条件、生产形式与社会形式各个方面来具体地分析生产方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一个概括性的观点：“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其中，生产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的技术条件是指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和生产技能的发展程度、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生产工艺水平或生产方法等状况。生产的社会条件的内容包括：生产过程的协作与分工的发展程度、生产组织的类型与结构、生产过程的管理方式等。生产的形式包括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形式，或社会经济形式，就是一定历史阶段产品的生产、交换以及通过交换（或分配）来体现和实现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或关系的经济形式，它表现为劳动交换形式及其资源配置方式。这是宏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性质，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所有制形式、劳动的社会形式、剩余劳动的社会形式与劳动基金的社会形式等。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论述，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支配性地位与决定性作用。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它决定一个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征；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决定社会的运动规律与发展趋势。马克思明确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2]“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3]

恩格斯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改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5]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的目的就是要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解剖，揭示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与发展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要阐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普遍特征与一般规律，而且要阐明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生产方式发展的固有属性与特殊规律。“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6]因此，政治经济学既具有普遍性属性又具有特殊性属性。其普遍性属性是指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普遍特征与一般规律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其特殊性属性是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生产方式固有特征与特殊规律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体现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普遍特征与一般规律、具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且要体现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固有特征与特殊规律、成为具有民族性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当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硬核，而且应当以中国国情为基础、以中国特殊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构建适应中国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然而，以苏联范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否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照抄马克思关于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发展进程的具体结论，提出了一种“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政治经济学照搬“五种生产方式”理论，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同欧洲及西方社会一样，都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实际上，这种以“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观点根本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发展的客观实际。因此，要构建崭新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就必须适应中国特殊国情，研究中国特殊的生产方式并揭示其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