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金石萃編》及其時代

《金石萃編》的成書與之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清中葉社會的穩定發展，乾隆、嘉慶朝以文治國的政策方針都為金石學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王昶學術兼通吳、皖二派之長，既重視文字、訓詁，亦照顧到作品的內容、思想。

一 乾嘉考據學的學術背景

乾嘉時期，社會發展相對穩定，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治理和恢復，清王朝的統治得到了全面鞏固。人口數量由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萬上升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三億。户部庫存也大幅增長，歷經清初八九十年的發展，社會達到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這一時期，清帝國為加強思想控制，大興文字獄，導致士人迴避政治討論，潛心學問研究，由此學術研究領域逐步擴大，由以“經學”為中心擴展到史學、地理、方志、典章制度、金石等學科。[5]王昶學術兼吳派、皖派之所長，又能重視《說文解字》等傳統文字聲韻之學。

（一）學兼吳、皖二派之長

考據學在清中葉達到鼎盛，與清初學者的努力密切相關。顧炎武倡導經世致用，強調樸實學風，“學本有原，博贍而能貫通，每事必詳其始末，參以佐證而後策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6]。顧炎武的考據思想為清中葉的考據學導夫先路，繼而胡渭《易圖明辨》、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毛奇齡《四書改錯》、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姚際恒《古今偽書考》等著作也從經學、文字學、地理學、辨偽學等多方面進行詳實之考證。清初考據學肇始於顧炎武，經胡渭、閻若璩、毛奇齡、姚際恒等發展，至惠棟、戴震標舉考據大旗，而為乾嘉學術之主流。[7]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乾嘉間考證學，可以說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語。

乾嘉學派主要分吳、皖二派。據章太炎《訄書·清儒》知吳派始於惠棟，主要學者有江聲、余蕭客、王鳴盛、洪亮吉、王昶、錢大昕、汪中、劉台拱、江藩等，治學主張從文字入手，重視傳統音韻訓詁，惠棟以易學聞名，主要有《易漢學》《周易述》等，王鳴盛則受閻若璩等人影響，研治尚書學，有《尚書後案》等，錢大昕前文已述，專精歷史考據，以金證史。王昶曾拜惠棟為師，盡讀其書，王昶《惠定宇先生墓誌銘》：“余弱冠遊諸公間，因得問業於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與余又同客盧運使見曾所，益得盡讀先生所著……故先生之學之根柢，莫余為詳。”[8]王昶從惠棟學《易》，深受其考據學之影響，梁啓超曾言惠氏之學以“博聞強記為入門，以尊古守家法為究竟”。阮元《神道碑》云：“公治經與惠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則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9]總體上說，吳派考據從文字音韻入手，以訓詁名物為本。《金石萃編》亦表現出這一特點，如卷一百二十六《勑賜西嶽乳香記》：“乳香，《廣志》謂之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包，紫赤如櫻桃透明者為上。《宋史·太祖紀》：‘乾德元年十二月，泉州陳洪進遣使，貢白金千兩（《世家》作萬兩），乳香茶藥皆萬計。’蓋當時以乳香為難得之物也。《香譜》載‘曹務光禮趙州，用盆焚乳頭香’，此亦禮神物用乳香之一證。其謂之乳頭者，《本草》云‘熏陸即乳香，為其垂滴如乳頭也。’”[10]《金石萃編》引《廣志》《香譜》《本草》等文獻，考察乳香及乳頭香名稱之來歷，令人信服。再如卷八十三《玄宗御注道德經》，王昶用极大篇幅对老子《道德經》文本進行了校勘，并言其參校本之優劣：

考唐代傳注中引《老子》語皆《道》《德》分見，未嘗混而爲一，則玄宗所注實從古本如此。董逌《藏書志》謂玄宗注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非也。玄宗之注《道藏》，尙存其書，刊於前明正統十年，而傳刻譌誤，文句或多增減，獨石刻千古不易，最爲可據。昶所見《道德經注》無慮數十家，皆與河上公、王弼諸注及玄宗本大同小異，而唐太史令傅奕校定《老子古本字句》獨較他本爲繁，亦足以資參訂。當開元時，此碑傳刻頗多，《集古》《金石》二錄所載皆懐州本，久已無傳。歸有光跋邢州龍興觀本稱開元二十七年所刻，則立石已在易州之後，今亦未見。然焦竑《老子考異》嘗引《龍興碑》，疑即邢州本也，雖無全文可考，而單辭隻字，尙可槪見全碑面目。又元至元中，高翿所書古《老子》并釋文刻於石碑，今在盩厔；驗其文，與諸家亦多不同。今合各本及釋文所載，詳勘異同，畧舉其槪，足證此刻之善者。[11]

王昶校勘玄宗所注《道德經》參考了魏王弼本、唐傅奕本以及諸石刻本重新校勘，如校第四章“湛常存，吾不知誰子”，云：“上句，諸本及至元本作‘湛兮似常存’，邢州本作‘湛似或存’；下句，諸本‘誰’下有‘之’字，惟陳象古至元本與此同。”校第十五章“豫若冬涉川”，云：“河上公‘豫’作‘與’，下有‘兮’字；王弼‘豫’下有‘焉’字；傅奕亦有‘兮’字。校“猶若畏四隣”，云：“諸本‘猶’下亦有‘兮’字，陸希聲、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校“儼若客”，云：“河上公作‘儼兮其若客’；王弼作‘儼兮其若容’。案：‘客’字與下文‘釋樸谷濁’四字爲韻，作‘容’者，非也。”[12]

皖派學者主要有戴震、金榜、盧文弨、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王引之等，戴震作為皖派宗師，治學不但重視音韻、訓詁及名物考據，亦重視作品的實際內容，王昶《答鄭丈用牧書》：“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必究，本末兼察。”王昶曾與戴震同為秦蕙田纂輯《五禮通考》，後二人同在京師為官，戴震病歿後，王昶撰《戴東原先生墓誌銘》以志其事。[13]王昶兼采吳、皖二派之長，既善於文字訓詁，又分析條理，精審識斷。

《金石萃編》的按語就具有以金證史，考據詳審等特點，如卷三十八《趙芬碑》：

公諱芬。十一世祖融，字稚長。曾祖炎，祖賓育。考《魏書·趙逸傳》：‘逸字思群，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而不載融字稚長。‘逸兄溫，字思恭。溫子炎，字叔起。為兗州司馬，轉圓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仍還葬焉’，而不云其子賓育。《北史》亦附見逸《傳》，云，‘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則‘賓育’是字而非名也。炎為溫之子，溫為逸之兄，而芬為炎之曾孫。碑稱融為芬之十一世祖，則當為逸之七世祖，不知史傳何以稱融為十世祖也。

芬為周隋時人，炎在北魏之世，溫在魏初。史但稱融為漢光祿大夫，不詳何年。即由魏初上推漢末不過二百餘年，其為七世，似屬可據。則系史誤‘七’為‘十’，當以碑為正也。……據《傳》知之除蒲州刺史。史不詳何年。碑則云：‘開皇五年’。史但云：‘歸弟後數年卒。’碑於‘卒’字泐，不能辨。參考碑史，則當在開皇五年以後之數年，約略在十年左右也。以碑校史，彼此詳略皆可互證矣。[14]

《魏書》記融為逸之十世祖，碑則云其為逸之十一世祖，考《北史》及趙芬世系可知，史書誤記“十世祖”，當為“七世祖”，考證條理清晰，後又據碑文補充史書之不足。乾嘉學者的治學方法，以傳統考據為本，主要包括對傳世文獻的整理、考訂與研究，如趙翼、王鳴盛、錢大昕由考經而考史，致力於文字、音韻、訓詁、地理、天文、典章制度、史實考訂以及金石考證等多方面的考據研究。[15]

（二）重視文字聲韻之學

考訂金石碑刻，目的是讀經證史，而第一要務則是讀碑識字，《說文解字》也就自覺進入學者的視野中，但這部書已多年無人問津，故王昶《與余賡有書》：“《說文》《玉篇》，士人不講久矣。”朱筠首先意識到讀經必先識字，在他的倡導下，《說文解字》再次得到了士人的重視，洪亮吉《書朱學士遺事》：“先生（朱筠）以讀書必先識字，病士子不習音訓，購得汲古閣許氏《說文》初印本，延請高郵王孝廉念孫等校正刊行。孝廉為戴吉士震高弟，精於小學者也。工竣，令各府士子人錢市之。”[16]朱筠倡導之後，《說文》之學大興，“乾隆中葉，惠定宇著《讀說文記》，實清儒《說文》專書之首，而江慎修、戴東原往復討論六書甚詳盡”。惠棟之後，戴震、段玉裁、錢大昭、陳仲魚、桂馥、王筠等學者皆對《說文》有精深研究，“自是《說文》學風起水湧，占了清學界最主要的位置”[17]。《說文》學的興盛有利地推動了金石學的發展，而金石學的進步也對《說文》學的前進有了巨大推動作用。

王昶也曾有意識地對《說文解字》進行研究，《與褚舍人搢升書》：“某常欲綴輯一書，專以《說文》爲本，《說文》所未載，则散附於各部之下，先列音之互異者，次列義之互異者，次列形之互異者，據《說文》以正《玉篇》《集韻》之失，據經傳以正《說文》之缺。垂六七年，會以官事未果成，而足下奮然爲之，僕可輟不復作矣。”[18]《與江艮庭論六書書》：“僕嘗欲以前所云諸書，取其字臚列之，與《說文》相較，疏其異同，稽其形、聲以何爲當，未敢沾沾焉據《說文》而自足也。”[19]（見圖1-1）

圖1-1 《說文解字》書影

但王昶的《說文》研究是爲金石考訂服務的，王昶《答許積卿書》：

竊謂識字所以讀經，《說文》之字非必即同孔子之經也。魯恭王壞孔壁得蝌蚪書，晉不準發魏安釐王冢得周書，亦蝌蚪文字，似孔子修《六經》所書文字，皆用蝌蚪。今考史籀石鼓“吉日癸巳”，及薛氏《鍾鼎款識》《宣和博古圖》所載，如齊侯之鍾、季□南宫之鼎，並與小篆迥别，乃欲執許氏之文以定五經之文，其果有當否歟？

夫六書失傳久矣，今惟許氏《說文》最古，固學人所宜服膺者。然必謂《說文》之文，本即孔子之書，用以釋經，且以繩諸家之繆，已恐未然，况許氏之文又爲徐氏所亂乎？……愚常欲作《說文》之學，取羣經所有之字、《說文》所無者共若干，周秦鍾鼎古文所有《說文》所無者又若干，然後總鍾鼎、《說文》，辨其偏旁，審其點畫，以釐其異同。又取《說文》中象形者若干字，諧聲者若干字，形而兼聲者又若干字，其指事、轉注、假借亦如之，俾字體較然，字數劃然。[20]

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出，王昶不僅重視《說文》，更重視出土文獻，他對金石學的興趣是與此一脈相承的。

王昶認為《說文解字》所載文字與孔壁所出並非一致，當以地下出土文字，如石鼓文、鐘鼎文對讀，這樣不但可以糾正《說文》在流傳過程中的疏失，亦可補《說文》所缺之字。王昶嘗撰一書，類似鄭珍《說文逸字》，專收《說文》所缺之字，目的是“據《說文》以正《玉篇》《集韻》之失，據经傅以正《說文》之缺”，即用《說文》來糾正後代字書、韻書所載之字的錯訛，據傳世文獻補充《說文》的缺失，藉以考訂《說文》，但此書并未完成，甚為可惜。

不過從王昶的幾封書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文字學方面的思想，《與江艮庭論六書書》：

自許氏至晋王羲之，垂一百八十年，已由大、小篆而隸、楷，而行、草，屡變其體。若由李斯上溯孔子，計二百四十餘年；由孔子上溯倉頡，又二千馀年，其變殆不勝計。故許氏亦謂倉頡作書，著於竹帛，以及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醴。[21]

從東漢許慎到東晉王羲之，字體已經數變，若上溯更早，文字字形之變化恐怕更大，《說文》一書自南唐徐氏兄弟校訂以來，又過數百年，期間文字不斷演變，發展到清代確實需要一部文字校勘精准、收字量符合當時情況的《說文》學著作，於是清代許多學者都開始了對《說文》的校勘，王昶所藏宋本《說文解字》在《說文》學史上亦有重要地位，阮元、孫星衍、段玉裁乃至民國周祖謨都曾以此本校勘《說文》。阮元《與王蘭泉書》：“宋板《說文》，據以謄校一過，卷首妄鈐名印，卷尾略記數言。”[22]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續編》：“此王蘭泉少寇所藏，余影寫得之。”[23]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玉裁自僑居蘇州，得見王侍郎昶所藏宋刊本。”[24]周祖謨校本《說文解字》跋語：“民國二十三年（1934）三月，武清周祖謨以王蘭泉宋本校。”[25]王昶藏本後歸陸心源所得，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由此可見王蘭泉所藏宋本在“說文”學上的影響。

王昶校勘《說文》是為金石考訂服務的。他把石刻材料納入經史研究之中，是乾嘉學術的一個進步，與他同時代的錢大昕在《關中金石記序》中也談到：“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里。”[26]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廣泛運用了以金石證史的方法，考訂金石碑刻，王昶在《金石萃編》中極為重視錢大昕的學術觀點，也可說明錢大昕對王昶金石學的影響。

二 《金石萃編》成書前的清代金石學著作總覽

（一）清初金石學的復興

金石學在清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從人數上看，陸和九《中國金石學》著錄清代金石學家384位，宣哲《金石學人錄》則有1058位[27]；從著作上看，林鈞《石廬金石書志》收錄清代金石著作567種[28]，容媛《金石書錄目》則收清人著作560種[29]，皆可看出清代金石學的繁榮。清代金石學的發展可以分成四個主要階段：清初以顧炎武、朱彝尊為代表，主張以金石服務經史；乾嘉時期步入清代金石學的發展階段，以錢大昕、王昶、翁方綱等人為代表；道咸以降，金石學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以何紹基、陳介祺為代表；晚清的金石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主要以楊守敬、葉昌熾、吳昌碩為代表。[30]在《金石萃編》成書以前，就有百餘種金石學著作問世[31]。其中，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對清初的金石學及《金石萃編》的編纂頗有影響。

《金石文字記》凡六卷，自商代《比干銅盤銘》起，至《霍山廟建文碑》止，全書蒐集金石碑刻三百餘通，以時代先後為次，詳細標明金石碑刻所處的時代，是顧氏以二十年時間，遍歷天下名山、寺廟，并在前人金石研究基礎之上而完成的著作。《自序》云：“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為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予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宇，旁蒐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氏之所未具者。”[32]由此可見顧氏在金石學上的努力，此後孫星衍、黃易、錢大昕等人亦都躬親，探訪金石碑刻。《金石文字記》對後來金石學者的研究也有很大影響，主要有六：“一、發前人所未發；二、以經學為本，與史書等相發明；三、寓以守節之大義，貴古賤今；四、留心字樣之學，檢校諸碑別體字；五、寶重金石文字；六、書法觀。”[33]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對後代金石學著作產生了很大影響，不但開創了實學的風氣，扭轉了明末空疏的學風，還影響了錢大昕、王昶、翁方綱等金石學者的治學方向。李向菲《顧炎武與清初金石學的復興》對顧炎武的金石學成就進行了評價，她指出：“顧炎武在金石研究宗旨上，繼承了宋人考訂一路，又受時代風氣影響，在金石資料蒐集上重可靠性和準確性，從而在治學態度與方法上對於清代金石學有決定性影響。這不僅僅是宋代金石考訂的重新提出，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宋人金石研究方法上的短處，使金石考據能夠走向深入。”[34]從《金石萃編》引顧炎武著作的情況亦可看出王昶對顧炎武的重視：《金石萃編》引《金石文字記》104次，引《日知錄》3次，引《山東考古錄》1次。

清初金石學復興的主要原因是明末以來訪碑傳統的接續。[35]經過清初學者的努力，乾嘉金石學“又彪然成為一科學也”（梁啟超語）。繼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武億《金石三跋》、洪頤煊《平津館讀碑記》、嚴可均《鐵橋金石跋》、陳介祺《金石文字釋》，終至王昶《金石萃編》“芸錄眾說，頗似類書”。無論從碑刻著錄的時限、地域範圍的廣度和深度，還是從事者之多，乾嘉時期金石學都是無以匹敵的。[36]

陸增祥《金石續編序》：“著录之家，本朝极盛，荟萃成书，奚啻百数。有限以时代者，有限以一省者，有限以一省並限以時代者，有限以一郡者，有限以一邑者，有限以域外者，有限以名山者，有限以一人者，有限以一碑者。有別以體者，有敘以表者，有繪以圖者。其上追秦、漢，下逮遼、金，近自里閭，遠迄海外，綜括而考證之者亦不下數十家，或宗歐、趙之例，著目錄，加跋尾；或宗洪氏之例具載全文。或勘前人之訛，或補前人之不足。”[37]陸增祥對清代金石文獻著錄之豐富做了初步總結，而乾嘉學者不僅對碑刻全文做了摹寫或著錄，還在前人基礎上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二）乾嘉金石學的著作、理論與方法

乾嘉金石學著作不下百種，內容上分為目錄、考證、纂輯三類；方法上則以歷史考證、書法鑒賞為主。錢大昕《郭允伯金石史序》：“自宋以來，談金石刻者有兩家：或考稽史傳，證事跡之異同；或研討書法，辨源流之升降。”[38]這一時期的金石研究呈現出“以金石證史”和“博採會稽”兩種不同的金石研究走向，并分別以《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和《金石萃編》為代表。《金石萃編》成書以前的清代金石學著作數以百計，主要著作如下表所示：

表1-1 《金石萃編》成書以前清代主要金石學著作一覽

续表

续表

续表

本表所載為當時比較重要的著作，且不少著作在《金石萃編》中都有引用。金石學在清代的復興首先得益于最高統治者的重視，乾隆時期梁正詩編纂《西清古鑒》，仿《考古圖》及《宣和博古圖》體例將內閣所藏青銅諸器分類編纂，繼而又編纂《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等著作，自此上行下效，“官方的著作、蒐集工作帶動了私人著述的繁榮”[39]。《金石萃編》所處的時代正是金石學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金石學研究群體已由以明朝遺老為主的研究者發展到維護清朝統治的群體。乾嘉時期的金石學者大都在朝中擔任要職，不但學識淵博，還積累了深厚的人脈關係，如錢大昕、王昶、孫星衍、阮元、畢沅等。在金石尋訪、蒐集、整理方面，王昶、阮元、畢沅都有自己的幕府，幕府中的學者協助其完成了金石的蒐集整理工作。如阮元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奉旨出任山東學政，這一時期的學術活動以金石學為主，與畢沅共同編纂了《山左金石志》。阮元《序》則交代了參與其事的學者：“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錫）、偃師武虛谷（億）、益都段赤亭（松苓）為助。兖、濟之間，黃小松司馬蒐輯先已賅備，肥城展生員（文脈）家有聶劍光（紋）《泰山金石志》稿本，赤亭亦有《益都金石志》稿，並錄之。”[40]有些學者同時為多個幕府編纂金石書，如朱文藻除了協助阮元編纂《山左金石志》外，還為錢大昕提供金石拓片若干；孫星衍也為阮元和王昶提供過金石拓片。[41]乾嘉金石學的繁榮得益於士大夫頻繁的職務調動與密切的學術交流，他們利用四處為官的機會，蒐集各地碑刻拓片，並為之題跋。學者間的金石交流廣泛且深入，涉及碑刻互通、義例商定、題文跋尾、撰作碑誌、參稽有無等各個方面，充分體現出乾嘉金石學群體性、交融性、廣泛性的研究特點。

如表一所示，《金石萃編》成書以前的金石學著作表現出當時學者研究金石的三種不同傾向：第一類是著錄石刻目錄或只錄其文，間附考釋，即目錄之學，如黃易《小蓬萊閣金石目》（1796）、孫星衍《寰宇訪碑錄》（1802）、錢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1804）等。黃易《小蓬萊閣金石目》收錄自三代以來，秦、漢、魏、晉、六朝、隋、唐、宋、遼、金、元石刻，皆排比其目，注所在之地，所錄均為石刻[42]。此書尚有張馥庭抄本，《跋》曰：“黃小松司馬蒐羅石墨不遺余力。此寫本碑目，上自三代，下迄元季，所藏最富。兵燹之後，不知拓本何在，而此書幸爲當歸草堂丁氏昆季購得，卷中率多小松先生手自標著者。”[43]黃易還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主要著錄和考釋漢代碑刻。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著錄周至元代碑刻7700餘種，是書按年代排序，并標明地點、書體、立碑年月等，後人趙之謙、羅振玉、劉聲木皆有續補著作。[44]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目》著錄金石目錄2000餘種，其中跋文者800餘種。

隨著訪碑的深入，拓片也不斷增多，從清初曹溶《古林金石表》的800餘種，到孫星衍的7700餘種，可以看出乾嘉時期的金石拓本在廣度上的擴大。在收錄金石的年限上，金石學者也注意到收錄下限過短的問題。如顧炎武鑒於歐陽脩《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金石碑刻止收於五代，《金石文字記》則開始蒐集少量唐宋元題銘，這一點對王昶收錄碑刻有明顯影響。錢大昕云“予宋、元石刻愛之特甚”，孫星衍、武億、謝啟昆等人著作均收至元[45]，《金石萃編》亦收錄至元，兼及外國、南詔、大理石刻，收錄石刻下限的延長使金石資料更為豐富，客觀上反映了乾嘉金石學的繁榮。

第二類則專釋古碑文，即考證之學，如畢沅《關中金石記》（1741）、褚峻《金石圖》（1743）、翁方綱《兩漢金石記》（1789）、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1787）等。這一類著作在清代金石學史上比重最大，其中《關中金石記》專收陝西地區自秦至元的碑刻，凡797種，較朱楓《雍州金石記》多出500種。錢大昕《關中金石記序》：“自關內、河西、山南、隴右悉著于錄，而且徵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討源，推十以合一，雖曰嘗鼎一臠，而經史之實學寓焉。”[46]此書的實際編纂者是孫星衍，孫氏還協助編纂了《中州金石記》。乾隆六十年（1795）前後，孫星衍、阮元、畢沅同在山東，先後編著了《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以及《山左金石志》等著作。

《金石圖》由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收錄漢代碑刻107種，此書的編纂受顧炎武影響較大，“其所收，則近循顧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親見而手摹者，不著於錄。詳其在所，斷自周秦，以迄季漢，為其尤易殘滅也。而審定為重勒者，則逸焉”[47]。褚峻不但摹寫碑刻、縮印拓片，亦一一指出碑刻行款尺寸及其所在位置。《金石圖》的貢獻不在考證，而在於開創了碑刻摹圖之法。將碑刻全文影寫在紙上，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類似褚峻《金石圖》、馮雲鵬《金石索》等將碑刻全圖影寫，亦稱翻刻法（reprint method），即按照原拓本重刻。這樣的好處是保存了拓本原貌，缺點是佔用紙張空間，有些碑刻僅存數行，卻要將整葉全部附上，既佔用空間，又不美觀，而且不方便刻工排印，於是產生了另一種摹寫法——雙鉤（double hook method）。雙鉤法將全文重新摹寫，顧炎武《求古錄》、陳奕禧《金石遺文錄》、吳玉搢《金石存》、王昶《金石萃編》等皆是此類。以《金石萃編》為例，為了避免原拓失真，《金石萃編》採用原字體摹寫模式，如《散氏銅盤銘》按金文字形摹寫、《嶧山刻石》按小篆字形摹寫、《泰山都尉孔宙碑》按隸書字形摹寫、《始興忠武王碑》按楷書字形摹寫，如遇不識之字或闕文以“□”代之，凡文散見多處者，採用旁注以記其全，篆隸及古文別體字，都摹其點畫，加以訓詁，題於額陰兩側。《金石萃編》以原字體摹寫，很好地避免了原拓失真，並且節省空間、方便編排。雖然清初學者如王澍、吳玉搢、金農等已開始使用雙鈎法摹寫，但並未普及，仍以翻刻法為主。雙鈎摹碑法一般認為在清中葉開始流行，以翁方綱、黃易等人為中心，如《淳於長夏承碑》《李翕西狹頌》《博陵太守孔彪碑》等均用此法勾摹，直到晚清石印術傳入中國用此法勾摹碑刻方才絕跡。[48]

再如翁方綱《兩漢金石記》（1789）二十二卷，是書錄兩漢碑刻，凡286種，附魏、吳、晉碑刻10種。此書的珍貴之處在於作者以手拓目驗的方式確保碑刻來源的可靠性，他強調：“方綱謹録漢碑之字，惟據拓本録之。其必不得已，或有據摹本者，更有必不得已而據著録者，則亦十無一二耳。”[49]翁方綱的金石研究側重于書法鑒賞，如《孔廟禮器碑》：“然愚之論碑惟以字體爲主。今觀右側與前筆勢尚相近，而左側益横肆不羈，蓋由右而左正變備矣。”[50]上海圖書館還有葉景葵跋本，曰：“此龔孝拱校本，凡總目加墨點者，均以原石拓本或名家鈞刻本校讀，精審之至。前見所校《劉熊碑》翁跋，詆訶不少假借。此書雖亦訾翁之不學，而于其論書之精語則傾倒備至。孝拱善讀書，蓋非信口雌黃者。”[51]（見圖1-2）

圖1-2 《兩漢金石記》書影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收錄金石考證文字860種，對《金石萃編》的編訂產生了重要影響。錢氏強調以金石證史，將石刻文獻作為研究材料，側重“經史”，而非石刻本身。此書將金石的收錄範圍擴大到宋、元、遼、金、明，而不膠固於歐陽脩《集古錄》以五代為限。王鳴盛《跋尾序》：“予嘗論其完備者凡六家：自歐陽外則趙氏明誠、都氏穆、趙氏崡、顧氏炎武、王氏澍，斯為具體。而以跋入文集者，如曾氏鞏、歸氏有光，寥寥數通，未足名家。惟朱氏彝尊始足並列為七焉。最後，予妹婿錢少詹竹汀《潛研堂金石跋尾》，乃盡掩七家出其上，遂為古今金石學之冠。”[52]王鳴盛所列七家：歐陽脩《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都穆《金薤琳琅錄》、趙崡《石墨華》、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王澍《金石文字必覽錄》以及朱彝尊《曝書亭金石跋尾》，此七家的共同特點，皆以“跋尾”為研究重心，錢大昕摹法七家，後出轉精，錢大昕《跋尾》之後，仿其體例，考證金石者眾多，如武億《授堂金石跋》、阮元《山左金石志》等，皆為此例。

武億在金石學方面有多部著作傳世，《金石三跋》收錄金石跋文220則，《授堂金石文字續跋》收錄377則，此外還有《偃師金石遺文記》《安陽金石錄》等著作。他的金石考證側重以金石考證經史，將金石文獻作為經史典籍的補充，并通過金石文字與傳世典籍的對校訂正典籍在流傳過程中的錯訛，體現了乾嘉金石學的主流治學方法。[53]阮元在金石學方面貢獻突出，所撰《山左金石志》（1796）不再局限于石刻，也包含了青銅器、錢幣、璽印等質材，凡1300餘通，從收錄範圍和數量上與《金石萃編》大體相當。此書的特色乃是“錄金石而分地”，專錄山東地區金石文獻，孫星衍、黃易、翁方綱均為此書提供了金石拓本。

第三類為纂辑之學，如李光暎《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1729）、吳玉搢《金石存》（1738）等著作。《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成書于清雍正七年（1729）[54]，該書凡十六卷，著錄金石碑刻609通，引錄各類資料120餘種，採集金石家之書40種，文集、地志、說部之書又60種[55]，按語以“光暎識”結尾。李遇孫認為李光暎的《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為《金石萃編》之先聲。[56]從體例上說，是書先引諸書，末附按語，但按語不足十分之一，如卷七《晉祠銘》分別錄《石墨華》《墨林快事》《曝書亭集》《金石文字記》以及李光暎識語等；在考證方面，以品評書跡為主，不似其他著作以考證史事為長。吳玉搢《金石存》收錄金石文字148種，前三卷為篆書，後十二卷為隸書，採用雙鉤法摹錄碑文。是書只收篆隸，不錄行楷，成書于乾隆三年（1738），所錄皆為作者所見。《金石萃編》成書以前的金石纂輯之作並不多見，但在《金石萃編》成書以後，各家皆以其為準，爭相仿效。（見圖1-3）

圖1-3 《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書影

《金石萃編》成書以前的清代金石學在分類上較為單一，以目錄、考證以及纂輯著作為主流，類似專輯性質的璽印、瓦當著作尚未形成體系，收錄也較為零散；考證類著作多是跋尾形式，金石學家多通過手拓目驗方式著錄金石文字，形成了幕府士人專門從事蒐集、整理金石的編纂方式；在學術方法上，主要以歷史考證和書法鑒賞為主。[57]《金石萃編》成書後，乾嘉金石學的主流變成了以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為代表的“跋尾類”派別、以王昶《金石萃編》為代表的“纂輯類”派別和以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為代表的“鑒賞類”派別。[58]其中，“跋尾類”著作數量最大，武億、阮元、黃易、畢沅、孫星衍等人的跋尾著作多達數部，這類著作常伴隨金石目錄類著作，不少題跋就是對金石目錄的再整理，如錢大昕有《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黃易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小蓬萊閣金石目》等；“纂輯類”著作主要以《金石萃編》續補著作為主，大都仿照其體例，補充金石材料，擴大收錄範圍，吳榮光、瞿中溶、陸增祥等學者所撰的續補著作就是對《金石萃編》學術傳統的繼承；“鑒賞類”著作專門比較拓本的訛舊、存字的多少。關鍵點畫的完缺以及書法特點的評價，朱彝尊、王澍、黃易以及後來的趙紹祖、何紹基等金石學者都有將金石與書法鑒賞相結合的實踐。翁方綱提出金石的鑒賞不同於經史考證，主張把書法風格、宗派源流的考察與具體的字形體勢、筆意特征相對應，既不可“虛言神理而忘結構之規”，也不可“高談神肖而忽臨摹之矩”。[59]

王昶《金石萃編》以及續補著作開創了新的學術傳統，在清代學術史上也是立意深遠的。王昶之前的清代金石學者，或以撰作金石目錄、擴大收錄範圍為學術傳統，如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及其續補著作；或考證金石以證經史為學術傳統，如錢大昕、武億、黃易的題跋類著作，他們強調“以金石證史”，目的是通過金石文獻與傳世典籍的對讀來訂正文獻的訛誤。這三種學術傳統構建成了清代金石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在《金石萃編》成書以後，金石學的研究範圍不斷擴大，學術傳統不斷延伸，呈現出立體化、系統化的研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