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诗章》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一 《诗章》在国外的研究现状
根据已掌握的文献资料看，国外学者对庞德和《诗章》的研究可谓波澜壮阔、异彩纷呈。
首先，就《诗章》的作者庞德研究而言，欧美学者主要展开五方面的工作：第一，把庞德生前撰写的各类文稿，包括小品文、文学评论、诗歌（长诗、短诗）、翻译、政论等，进行汇编整理，结集出版，为读者阅读庞德作品、从事相关文本研究做出最基础性的工作；第二，对庞德的成长经历、个人境遇、人生起伏等方面予以客观描述或记录，同时展开个案研究，为读者认识庞德、深入了解庞德、研究庞德做出开创性的工作；第三，对庞德的诗歌作品或就庞德编写及翻译的作品进行导读，以文本指南的形式做出简明扼要的论述，或概括性地进行归纳和总结，这方面的作品多针对在校学生、普通读者和刚入门的科研工作者；第四，对庞德及其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思想主题进行探讨和深入挖掘，旨在呈现庞德非凡的艺术构思和标新立异的创作思想，这方面的著作在庞德研究作品中占据较大的分量和比重，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第五，对庞德的个人身份、历史地位以及他在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讨论，对庞德的诗歌成就以及作品的影响做出理性判断和界定。
在对庞德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影响进行界定与讨论时，欧美学者逐渐形成三大阵营：第一个是“倒庞派”，有些批评家紧密围绕庞德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反犹主义思想，对他进行犀利的批评和抨击，不过，这类批评家仅占少数；第二个是“挺庞派”，这类学者非常欣赏庞德的诗歌艺术和诗歌创作，认为庞德的诗歌艺术及创作是继惠特曼之后针对美国诗歌传统掀起的又一场革命，并且认为庞德是与叶芝、艾略特等著名诗人一样伟大的作家，曾为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做出了新贡献；第三个是“中立派”，这类学者居多，他们认识到庞德的诗歌作品中的确存在主观臆断和模棱两可的表达，在政治立场及思想意识方面的确犯过错误，但是对他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社会影响力层面秉持积极而肯定的态度。
在对庞德及其作品的评述中，还有五位中国学者用英文撰写的学术著作格外引人注目，其内容涉及庞德的翻译、文学创作、作品特色以及庞德与中国诗歌关系的讨论等。具体包括：叶维廉于 1969年出版的《艾兹拉·庞德的〈神州集〉研究》，钱兆明于1995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姆斯诗中的中国遗产》，黄贵友于1997年出版的《中美两国文学中的惠特曼风格、意象派与现代主义》，谢明于1999出版的《艾兹拉·庞德与对中国诗歌的挪用：〈神州集〉、翻译和意象派》，蓝峰于2005年出版的《艾兹拉·庞德与儒学：现代主义人文精神的再造》[39]。此外，还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华人学者在国外完成的关于庞德研究的博士论文，包括最早与庞德有过私交、从194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后就开始专门研究庞德及其作品的方志彤于195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und's Cantos[40]，荣之颍于195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Ezra Pound and China，叶维廉于196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Ezra Pound's Cathay，郑树森于197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The Sun on the Silk: Ezra Pound and Confucianism，常耀信于198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Chinese Influence in Emerson, Thoreau and Pound，钱兆明于199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Pound, Williams, and Chinese Poetry: The Shaping of a Modernist Tradition 1913-1923，黄贵友于199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Cross Currents: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Modernism, Chinese Culture and American Modernism，等等[41]。上述著作和博士论文在填补欧美庞德研究领域的空白之外，还让欧美学者看到中国学者在庞德学[42]研究方面的潜力和实力。
其次，在对庞德史诗《诗章》的专门研究方面，西方学者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显著的特色表现在：他们能够紧密结合庞德的生活环境、学习经历、诗歌发展历程等，研究《诗章》中蕴含的主旨内容、思想内涵以及诗学影响等诸多方面。
在早期《诗章》发表过程中，庞德的亲朋好友及师长于20世纪30年代就对该作品在欧美诗学界进行宣传和介绍，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比如，庞德的大学室友威廉姆斯曾撰文《埃兹拉·庞德〈三十首诗章草稿〉批评研究札记》[43]，认为：“庞德毫无疑问倾向于使用一种现代语言表达——希望去挽救过去那些优秀的东西（如精心设计的形式），所以会过多地偏重于它”；他像但丁那样关注大众语言，只是字里行间几乎不用任何明喻，也不用寓言；他的诗行就是他的思想的运动轨迹和他对整个世界的观念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真正的诗人，因为“他的优异是通过创造者这个身份呈现出来的，而不是只作为评判者”。该文因为较早阐述了庞德以及《诗章》的价值，对读者产生积极影响。鉴于影响力，该文后来收录在1931年由纽约新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论文选集》[44] 中。除了好友举荐，庞德的老师、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叶芝也撰文向欧美文学界推介庞德及其《诗章》。在1936年发表的《埃兹拉·庞德》一文中，叶芝认为庞德具有融会贯通的能力，他的《诗章》以一种自由体的形式，有的放矢地融入各种情节、人物、逻辑性话语等；有趣的是，庞德把狄俄尼索斯的变形、奥德修斯进入冥界等细节，以多种伪装的方式重复出现在《诗章》里，组成精美或怪诞的碎片；叶芝同时指出庞德在诗歌创作时更注重风格而非形式，并预言说他会对文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可能除了艾略特，他比同时代任何其他诗人产生的影响都要大”[45]。该文后来收录在《牛津现代诗歌》（The 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一书里。此后，随着庞德本人在欧美诗坛日益引起读者关注，批评家对《诗章》的研究也开始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
根据已有文献来看，从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对《诗章》研究的筹备和酝酿，到40年代的积极策划和书写，再到50年代，出现了关于《诗章》研究的论文集和专著，从此迎来《诗章》研究的崭新阶段，并逐渐形成规模和风气。
1951年，英国伦敦费伯&费伯出版社出版了肯纳撰写的专门研究庞德诗歌创作的《埃兹拉·庞德诗歌研究》（The Poetry of Ezra Pound）一书。这是最早系统研究庞德诗歌特色、内涵及艺术价值的著作，里面辟有专章讨论《诗章》创作及诗学思想，具有开拓性意义。从框架和内容方面来看，该书有三个主体部分：第一部分以正名为题，又细分11个小节讨论意象派、旋涡、表意文字等内容；第二部分以面具为题，又细分6个小节讨论节奏、激情、 《神州集》、莫伯利等内容；第三部分聚焦《诗章》，细分12个小节。显然，第三部分是全书重点，具体内容涉及《诗章》概要、晦涩性、要点与精髓、次要问题、中庸风格、流畅的间隙、力场、泥与光、没有情节的史诗、题外话：法文随笔、优秀贝斯手、孔子等方面的论述。该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不仅肯定庞德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魅力的诗人，而且高度评价《诗章》的文学价值。此外，该书也奠定了肯纳作为庞德研究专家的地位。
1958年，出现了专门研究庞德《诗章》的另一本专著，即埃默里出版的《思想付诸行动：艾兹拉·庞德的〈诗章〉研究》。该书一是聚焦庞德的《诗章》文本本身，二是讨论庞德如何通过《诗章》将“思想付诸行动”。作品围绕庞德创作的动机，结合《诗章》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庞德诗学思想产生和演化的过程，认为《诗章》之所以错综复杂、晦涩难懂，就在于诗人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展现他异彩纷呈的思想，同时创造性地把他的思想进行个性化的艺术加工，变成现实中的文字；此外，庞德还善于把他收录来的各种现实素材和历史事件，融合到庞杂的诗歌世界，使《诗章》充满神秘性[46]。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庞德《诗章》研究的重要发展期。分别在60年代和70年代，各有四位代表作家和四部代表作品值得关注。其研究特点可以概述为范围广、思想新、主题鲜明。这里讨论如下：
第一，该时期学者们关注庞德《诗章》的写作动机、作诗法和文本结构等方面。评论家利尔里于1961年出版《艾兹拉·庞德〈诗章〉的写作动机和方法论》，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行，该书包括读者津津乐道的《破碎的镜子与记忆之境》等章节。该作品着眼于庞德书写《诗章》的写作动机、策略及方法，认为庞德在《诗章》写作中，基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需要形成其具体的写作方案和目的，这使其诗学方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珀尔曼于1969年出版《时间之钩：论埃兹拉·庞德〈诗章〉的统一性》，以历史时间和空间为轴线，探讨《诗章》结构和内容的艺术呈现及其主旨，指出《诗章》看似无序，实际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既有但丁《神曲》式的地狱、炼狱和天堂情节，又匠心独具地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为其伟大诗篇的立论支柱，揭示了“人类精神摆脱混沌，迈向秩序，最终要实现爱的历程”[47]。纳萨尔于1975年出版《艾兹拉·庞德的〈诗章〉：一种抒情模式》，认为庞德通过《诗章》创作，颠覆了因袭已久的传统诗歌写作模式和范式；由于诗人天才的发明和大胆创造，形成别具一格的个性化抒情模式，使作品既有个人史诗的书写成分，又有民族史诗的各种印记。布什于1976年出版《论艾兹拉·庞德〈诗章〉的创作成因》，共346页，涉及背景知识、文本结构及术语、早期诗章的创作历程、新的叙事声音、老者的低语六章内容，对《诗章》的创作动因进行探秘，认为庞德在现代世界“借助一个破布袋（即《诗章》）把他所有的思想都塞进去”。此外，布什还认为庞德早在《诗章》写作的初期，已预言并阐释了其创作的宏伟目标和思想抱负[48]。
第二，该时期学者们对庞德《诗章》的主题内容、思想意义等方面展开研究。评论家戴克于1963年出版《向知识扬帆起航：艾兹拉·庞德〈诗章〉研究》，该书的题目出自《诗章》第47章第11行原文“sail after knowledge”[49]，试图说明庞德的《诗章》是多种知识、多元文化、多重思想的荟萃与集合。该作品的主体部分涵盖三块内容，即《诗章》的厄洛斯主题、庞德的奥秘和庞德诗歌中的时间及传统。不过戴克在论述中也认为，庞德在诗歌中所书写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具有未知的危险性和迷惑性。斯托克于 1966年出版《阅读〈诗章〉：艾兹拉·庞德的思想意义研究》，作者旨在《诗章》的字里行间发现诗人的言外之意和所体现出来的文学精神和思想主题；同时通过阅读《诗章》，尝试在艰涩的文字和庞杂的诗学体系中理解和赏析庞德书写《诗章》的真实意图以及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斯托克同时指出：庞德似乎不可救药地活在他的记忆中，并不断地呈现“记忆里那些不灭的东西”[50]。
第三，该时期学者开始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讨论庞德《诗章》与但丁《神曲》以及与神话传统、神话仪式、神话隐喻等方面的关系。威尔海姆先是于1974年出版《但丁和庞德：审判史诗》，通过梳理《诗章》的相关文本内容，揭示它与《神曲》的内外在联系，同时讨论但丁与庞德之间的传承关系：“在但丁似的地狱里……庞德表达对现代人的羞愧、悲痛和怜悯”[51]，字里行间蕴含一种批判的意识和隐喻性的文本解读；随后，威尔海姆又于1977年出版《艾兹拉·庞德的后期诗章》，致力于庞德晚年诗章创作的分析与讨论，认为庞德的后期诗章是他痛苦心境和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和生动体现：诗歌中的上帝、男性、大地和女性作为四个基本要素在当时的特殊语境中拯救了诗人[52]。苏瑞特于1979年出版《埃琉西斯之光：艾兹拉·庞德〈诗章〉研究》，以一种独特的神话仪式视角，揭示庞德在《诗章》中借助性、死亡、再生等主题，呈现其文本世界里的埃琉西斯神秘仪式，这不仅是《诗章》结构的组织原则，也是理解《诗章》内容的一把钥匙；苏瑞特同时认为，庞德在《诗章》中积极构建的梦幻之城充满神秘、迷狂等特点，这与他渴望的天堂景象和大地婚姻在埃琉西斯之光的照耀下，不知不觉变得扑朔迷离[5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庞德《诗章》研究的繁荣期。仅1980年一年，欧美学者出版研究《诗章》的代表性作品就有四部，分别是凯恩斯完成的《艾兹拉·庞德〈诗章〉选集指南》，伍德瓦德完成的《艾兹拉·庞德和〈比萨诗章〉》，特勒尔完成的《庞德〈诗章〉（1—71）指南》（第一卷）以及弗洛里完成的《艾兹拉·庞德和〈诗章〉：奋斗历程》。
凯恩斯的著作是他多年教学成果和研究成果的结晶。在序言中，他指出该指南旨在为阅读庞德和《诗章》的读者打开一扇窗户，希望他们从选读的诗章作品里获得一种阅读的快感。此外，在对庞德和《诗章》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凯恩斯又于1989年完成《埃兹拉·庞德：诗章探究》，该书采用宏观视角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策略，对《诗章》进行历史性考察与阐释，最后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54]。
伍德瓦德出版的著作聚焦《诗章》中最有争议性，也最让庞德痛不欲生的《比萨诗章》[55]。一方面讨论诗人撰写《比萨诗章》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另一方面论述他在《比萨诗章》中反映出来的心路历程。具体内容包括总论、英雄的典范、记忆之流、自我仪式、对理想秩序的渴望等。这是对《比萨诗章》专题研究的一次积极尝试[56]。
特勒尔出版的《庞德〈诗章〉（1—71）指南》（第1 卷）是美国高校学生中“庞德《诗章》研究的必读书目”和不可或缺的注释本[57]，由于独特的实用性和魅力，赢得欧美学生的喜爱。为此，四年后特勒尔又出版《庞德〈诗章〉（74—117）指南》（第2 卷）。这两卷书的出版社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也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声誉[58]。特勒尔在前言中回顾说，他从1972年开始酝酿编写这两卷《指南》，随后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于1975年正式着手书写，前后经历不寻常的历程，最终在强烈的意念驱使下“十年磨一剑”有了现在的成果。这两卷《指南》的注释方式包括文献来源、材料背景、文本注解和疑难词汇四大部分，是“迄今最为全面的《诗章》注释本”，也是读者解读《诗章》最权威的工具书之一[59]。钱兆明称它是《诗章》最扎实、最可靠的注释本，蒋洪新也认为它是做得最扎实、最全面的注释本和迄今最为全面的《诗章》注释本[60]。
弗洛里出版的著作结合庞德的成长史和个人奋斗史，试图揭示诗人与《诗章》之间到底存在怎样密切的关系。通过考察庞德在各个阶段的人生经历与体验，同时参照《诗章》里的细节内容，弗洛里指出：《诗章》充满庞德的记忆碎片和思想印记，是他斗争的记录和写照[61]；究其细节，《诗章》里存在两种相互交织着的斗争：一种是庞德与一切阻碍真知者之间的斗争，另一种是庞德自己内心的斗争[62]。
从1981年开始，欧美关于庞德《诗章》的研究，出现喷涌之势。在1981—1989年，有八部代表作品需要论述和关注。其中1981年有一部，1983年有四部，1984年、1985年和1986年各有一部。这些作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与此前对庞德《诗章》的宏观研究形成对接和呼应，该时期学者们对《诗章》的主题、语言、意识形态等进行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并积极探讨《诗章》文本里的微观世界。第一部代表作品是里德于1981年出版的《一个世界和艾兹拉·庞德的〈诗章〉》。该作品立足于庞德在《诗章》里塑造的文本世界、思想内容和抒情体系，认为庞德所描绘的世界是他精神世界的生动反映[63]；第二部代表作品是拉巴特于1986年出版的《艾兹拉·庞德〈诗章〉里的语言、性和意识形态》。该书借助海德格尔、拉康、索绪尔等学者的语言哲学理论，讨论《诗章》里的语言表达及其言语意义，所以作者有的放矢地使用存在、话语、欲望、所指等重要术语。为了详细论证，该书正文部分除去引言和结论，分六章进行，涉及《诗章》主题的循环、表意文字与意识形态、引用法则、《比萨诗章》解读：在参考与敬畏之间、庞德特色（Poundwise）：对经济的一般性批评、从伦理学到诠释学等。[64]
第二，针对《诗章》庞杂的思想内涵和具体的书写内容，对它进行个案研究或者专题研究。包括：
1.聚焦《诗章》第1—30章，并对该部分内容进行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达文波特于1983年出版的《山之城：艾兹拉·庞德〈诗章〉第1—30章研究》。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涉及主题、平行设计、会意字法、隐喻等内容，第二部分以奥德修斯在阴间为线索，梳理了第一首至第三十首《诗章》里的内容，揭示了诗人在行文过程中潜意识地使用了一种古希腊的隐喻书写，把希腊神话、个人冥想、历史素材融合在一起，试图建立他的史诗文本。在此过程中，现实里的各种因素又使《诗章》的前三十章内容富含悲壮的意义[65]。
2.聚焦《诗章》中的《马拉特斯塔诗章》，即诗章第8—11章，并对它进行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戴丕罗于1983年出版的《一种修辞格调：艾兹拉·庞德的〈马拉特斯塔诗章〉》[66]。该著作结合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文献和文化语境，对庞德所写的早期作品《马拉特斯塔诗章》展开研究，认为庞德借助修辞性的语言以及非凡的艺术想象重塑了古典神话，指出其意境和风格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古朴特点，同时对庞德的文化洞察力进行了修辞学层面的考察。
3.聚焦《诗章》中的《中国诗章》，即诗章第52—61 章，并对它进行专门研究。该时期仅《中国诗章》方面的研究代表作品就有三部：诺尔德于1983年出版《东方之花：艾兹拉·庞德的中国诗章》[67]。该著作从东西文学融合角度，揭示了《诗章》的史诗性不只植根于西方文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东方之花[68]影响和作用下的结果；同时认为《诗章》中的中国诗章部分，对混沌、喧嚣的西方世界无疑是一次精神层面的洗礼，东方圣贤及其智慧值得西方人仔细玩味和借鉴。在该研究基础上，诺尔德又于1996年出版《埃兹拉·庞德与中国》[69]，认为中国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等传统对庞德诗学、美学以及历史观的形成，起到媒介作用。此外，德利斯科尔于1983年发表《艾兹拉·庞德的〈中国诗章〉研究》[70]。该书与诺尔德所著的《东方之花：艾兹拉·庞德的中国诗章》有一定的共通之处：都聚焦于庞德《诗章》中的特定章节《中国诗章》部分，认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东方主义因素对庞德诗学观点的形成和诗学体系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其不同点在于：德利斯科尔的著作更倾向于使用综合研究法，从翻译的角色扮演、叙事技巧、王安石变法略论、细节选择、《中国通史》的删减、用典、口语体及俚语选择等方面对《中国诗章》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从而确立《中国诗章》在整个《诗章》体系中的地位，而诺尔德的分析更具有隐喻性，更倾向于从宏观语境出发，阐述《中国诗章》对整个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该时期还有专题研究《比萨诗章》（即诗章第74—84 章）的文章。比如，1981年秋，学者丹尼斯在庞德研究专刊《万象》（Paideuma）第2期发表作品《作为〈比萨诗章〉组织原则的埃琉西斯神秘仪式》[71]，认为西方文化中埃琉西斯神秘仪式及其神话隐喻，是理解和阐释《比萨诗章》的重要窗口，是《比萨诗章》中的一个主要结构策略；在该结构策略影响下，庞德充分利用原始神秘宗教的基本情感组织形式，通过“日日新”式的改写，将其体现在现代情境当中。
第三，对《诗章》展开解密式研究，或以指南的形式对其进行导读和阐释。关于前者，代表作是弗瑞亚于1984年出版的《庞德〈诗章〉解密》[72]。该著作旨在对《诗章》里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内容进行探讨。从作者撰写的方式、方法来看，其解密的过程，就是对《诗章》的文本内容进行解码的过程，因为弗瑞亚根据《诗章》的具体情节，谈论了传输的作用、马拉特斯塔逸事、地狱的隐喻、国民叙述、总统信函、锡耶纳银行宪章、中国之境、亚当斯档案、比萨的消隐、档案室和图书管理员的纪念物、最后的文档等内容，梳理了与上述内容有关的各种历史史料，一方面使《诗章》的主旨和背景更加清晰，另一方面带给读者新鲜的阅读体验。关于后者，代表作有两部：第一部是库克森于1985年出版的《艾兹拉·庞德〈诗章〉指南》[73]，该作品以导读的方式告诉读者《诗章》呈现的主要内容以及诗学思想；第二部是梅金于同年出版的《庞德的〈诗章〉研究》[74]，该作品从梅金阅读《诗章》的感受出发，结合庞德发表《诗章》的文化背景知识，阐述《诗章》的思想内涵。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庞德《诗章》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特点。该时期既有关于《诗章》的专著写作，又有专门的论文集诞生；在专著当中，既有对某个主题和专题的深入探讨与研究，又有查漏补缺式的学术梳理。其中，有四位作家、五部作品值得关注和讨论：
一是瑞尼于1991年出版的专著《艾兹拉·庞德和文化纪念碑：文本、历史和〈马拉特斯塔诗章〉》以及于1997年出版的论文集《一首蕴含历史的诗：〈诗章〉的文本研究》。在第一部专著中，瑞尼为了论证《诗章》丰富的历史性和文化属性，从文本生产、信息传输和读者接受三个维度，讨论庞德建设的文化纪念碑，旨在纪念死亡、毁灭和人类生命的遗迹，阐释时以《马拉特斯塔诗章》为案例，论及历史殿堂里的庞德：最早的书写手稿和引用仪式、原始的罪恶：传输行为（事实）以及绝望之爱：伊索塔和文化纪念碑[75]。在第二部论文集里，作者汇聚了诸多庞德学权威的研究成果，分为回顾、早年创作、中期创作、晚期创作、展望五大部分，共计11篇，分别是：瑞尼本人撰写的《引言》和《“我所让你做的，是去遵守秩序”：早期诗章里的历史、信念和法西斯主义》，肯纳撰写的《业余校对笔记》，迈克加恩撰写的《庞德的〈诗章〉：一首包含诸多书目的诗》，雷德曼撰写的《一部史诗就是一个包含诗的超文本：埃兹拉·庞德〈十一首诗章〉研究》，纳德尔撰写的《透视历史：庞德与〈中国诗章〉》，布什撰写的《“安静，不要轻视”吗？〈比萨诗章〉的创作》，斯托砌夫撰写的《〈草稿与残篇〉文本的交织性权威性》，泰勒撰写的《文本的历史和状态》，拉砌韦尔兹[76]撰写的《后记》，还有庞德与《诗章》研究权威出版社新方向提供的专稿《新方向出版社的一则申明》[77]。该论文集具有较强的启发性，为读者研究《诗章》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二是特里丰诺普利斯于1992年出版的专著《天国传统：艾兹拉·庞德〈诗章〉研究》[78]，共223页。作者以隐喻的方式论及天国传统在《诗章》中的存在及呈现，分五个章节展开具体的文本论述，一方面认为《诗章》是西方传统思想的一种轮回与转世，其字里行间所提到的传统和教育观念具有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指出《诗章》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也具有轮回和转世的性质，比如《诗章》第90章和第91章中那个精微体（the subtle body）与能量体（the pranic body）相对应，在人死亡之后灵魂可以自由出入，预示某种神秘力量的结束以及重新开始。
三是吉布森于1995年出版的专著《再造的史诗：艾兹拉·庞德和维多利亚诗人》[79]。全书分七章。作者先从庞德诗中的历史主义、美学思想、散文诗传统出发，认为庞德的史诗是19世纪经典文风的发展，庞德因极力模仿布朗宁，使其诗人的身份沦落为历史遗存的拾荒者；《诗章》的语言修辞也因此介于转喻和隐喻之间，其风格是反讽与史诗的对决，这尤其反映在他的早期诗歌创作。此外，庞德现代主义的智者形象，也使他的诗歌与政治和预言融合在一起，具有再造的史诗的性质。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庞德具有神秘的“双重女性气质”，在痛惜“画好的天堂在尽头”时，也诞生历史骨库里的后浪漫史诗[80]。
四是斯托舍夫于1995年出版的专著《镜子大厅：艾兹拉·庞德的手稿残篇和最后诗章》。作者把镜子大厅作为隐喻，给读者暗示：庞德的《诗章》不是单纯的诗歌创作，其波澜壮阔的内容除了蕴含深沉的情感，还影射和反照世间万象。尤其是庞德晚年书写的《诗章》残篇，有痛苦的回忆，有焦灼的期待，还有万念俱灰的自我反省。正如作者在前言中书写的那样：庞德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尤其是在他弥留之际完成的《诗章》章节，充满值得玩味的思想内容。初读起来，会觉得怪诞离奇；慢慢咀嚼，会体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苦楚，抑或心酸，这需要读者耐心走进庞德的内心世界[81]。
另外，在此期间还有日本学者对《诗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结构进行研究。比如，三宅明于1991年出版《艾兹拉·庞德与爱之秘密：〈诗章〉写作结构》[82]。该作品从庞德错综复杂的爱着眼，希望通过揭示诗人“爱之秘密”，来探讨《诗章》作为史诗拥有特殊诗学结构的成因、价值和意义等，读起来有耳目一新之感。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庞德《诗章》的研究成果与产出数量，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整体规模稍显逊色。这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之一是关于庞德《诗章》的研究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如果要有所创新和突破，需寻求更好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要么推陈出新，要么挖掘新材料呈现《诗章》鲜为人知的趣闻逸事抑或历史事件；等等。
在《诗章》主题思想研究方面，亨利克森于2006年出版《雄心与焦虑：20世纪的史诗——艾兹拉·庞德的〈诗章〉和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奥美罗斯〉比较论》[83]。该作品借助比较文学理论、文艺学以及人类学理论等相关知识，对庞德的《诗章》以及沃尔科特[84]的《奥美罗斯》进行比较研究。亨利克森认为这两部诗作有许多共性，其中两点最为突出：一方面它们是20世纪的史诗；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史诗作者们雄心与焦虑相互交织构建起来的诗学大厦，充满博大精深的情感和神秘的理性，是对20世纪人类社会的批判性思考。此外，艾克于2012年出版《艾兹拉·庞德的〈亚当斯诗章〉》[85]。从该著作的标题可看出，它所涉及的话题内容和聚焦点主要围绕《诗章》第62—71章进行，对庞德书写美国总统楷模亚当斯的时代背景、历史成因、政治和经济因素等展开比较系统的讨论，认为：亚当斯“正义、慷慨、充满爱的力量”，是美国迈上文明之路、发展之路的精神动力。2017年，肯德兰出版《埃兹拉·庞德后期诗章研究》，对庞德晚年创作的诗章主题、思想、意义、风格等展开比较全面的研究[86]。2018年，有两位学者主编了关于《诗章》的论文集，一位是帕克主编的《〈诗章〉解读·第一卷》，另一位是霍华德主编的《小船上的船尾：埃兹拉·庞德的〈王座〉评论集》[87]。这两部作品对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诗章》内容，提供了最新素材。
国外关于《诗章》研究的学位论文，也可谓异彩纷呈。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英美两国高校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高校的学生也积极参与讨论；二是研究论文的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现在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50年代2篇，60—70年代5篇，80年代达到波峰出现18篇，90年代出现14篇，2000年以后的16年里共出现9篇；三是国外高校学生思维活跃、思想自由、视角新颖，为《诗章》研究带来生机和活力[88]。然而经过梳理，笔者未发现明确把《诗章》的文本性和互文性作为研究专题的作品。
总之，国外学者主要围绕庞德《诗章》的主旨内容、思想影响、创作动机等方面展开研究，既有宏观讨论，也有微观透视；既有纵向分析，也有横向比较。但是客观而论，学者们针对庞德以及《诗章》的研究成果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比如，虽有西方学者涉及《诗章》文本的案例考察，然而只是进行局部研究，许多诗章内容尚未得到系统性的论述[89]；还有些评论家如博恩斯坦虽然认识到庞德的《诗章》作为文本具有互文性和开放性[90]，但是在书写过程中限于篇幅并没有深入论证，后续也没有撰写专著进行阐释。
二 《诗章》在国内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关于庞德与《诗章》的研究明显晚于欧美。一方面，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阻碍了包括庞德在内的诸多外国作家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使读者对外国文学的开放式接受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诗章》在国内的接受情况考察，可以把中国学者对《诗章》的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五四运动时期至80年代：《诗章》研究的准备与起步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除本国文学外，对别国文学关注不够。虽然到了清朝末年，有爱国人士为了救亡图存，在“国将不国”的关键时刻开眼看世界，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属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一批致力于开创中国新文学、新文化格局的有志之士开始探索新路径，向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经验。在新旧文化激烈冲突、新旧文学不断较量的过程中，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中国学者先是在海外接触到欧美意象派诗歌作品及作诗原则，回国后著书立说或办刊立说以倡导新诗。比如，胡适的新诗、新文学主张，受到庞德意象派诗歌三原则的影响[91]，他曾在《尝试集》中自述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正是在意象派的启发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谈新诗》等名篇[92]。闻一多在美留学期间主动与意象派诗人洛厄尔等应酬往来，回国后倡导新诗，提出新诗格律化和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受美国意象派诗歌影响的痕迹处处可见[93]。
1922年，刘延陵在《诗》上发表《美国的新诗运动》一文，提到“幻想派诗人（即意象派）是助成美国诗界新潮的一个大浪”，“埃若潘（即庞德）首先把这些革命家聚成一群”[94]。刘延陵的文章具有开拓性，但是根据他的论述可看出：在20世纪五四运动时期及随后到来的20年代，中国学者虽然开始关注美国新诗运动，注意到埃若潘的存在，然而只是在撰文时提及，并未做深入研究，对庞德诗歌及《诗章》的解读也不可能实质性地展开。到了20 世纪30年代，关于庞德的介绍和研究有了新气象。1934年4月，徐迟发表《意象派的七个诗人》，首次把庞德放在欧美意象派诗人之首进行介绍，界定了意象派的核心概念意象是“坚硬、鲜明、Concrete、本质的而不是Abstract那样抽象的”，同时讨论了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同年10月，邵洵美发表《现代美国诗坛概观》，该文的重要性在于把庞德首次放在国际语境下进行讨论，指出庞德的诗歌创作突破了国界，体现了文学上的国际主义。虽然该时期作品相对于20年代有较大进步，但是因为国人把庞德视为欧美意象派群体或美国现代派群体的一员进行论述，并未专门讨论庞德和《诗章》的文学地位和价值。
在该时期，还有国学大师钱锺书与庞德研究之间的不解之缘。钱锺书于1945年在《中国年鉴》发表英语文章“Chinese Literature”，论述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文章在阐述时旁征博引，有一些内容犀利地批评庞德误解中国汉字，误读中国诗歌及其蕴含的文化，说他对中国诗和中国文字一知半解和自以为是：“Pound is constructing Chinese rather than reading it，and as far as Chinese literature is concerned，his A.B.C of Reading betrays him as an elementary reader of mere A.B.C.”[95] 钱锺书的这种批判态度在他给小说《围城》的德译本前言中再次显现出来：“庞德对中国语文（是）一知半解、无知妄解、煞费苦心的误解……庞德的汉语知识常被人当作笑话”[96]。但是，钱锺书并非一味批评庞德，他对庞德及其诗论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他曾用比较文学方法将《文心雕龙》里的观点与庞德《阅读入门》中的一些诗论进行比较，后来收录在《谈艺录》中：“《文心雕龙·情采》篇云：‘立文之道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按Ezra Pound论诗文三类，曰Phanopoeia，曰Melopoeia，曰Logopoeia，与此词意全同。参见 How to Read，pp.25-28；ABC of Reading，p.49。惟谓中国文字多象形会意，故中国诗文最工于刻画人物，则稚騃之见矣。”[97]从“his A.B.C of Reading betrays him as an elementary reader of mere A.B.C.”、“参见 How to Read，pp.25-28；ABC of Reading，p.49”等细节可看出，钱锺书对庞德的诗歌理论作品《如何阅读》和《阅读入门》非常熟悉。更重要的是，钱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首次质疑庞德的语言观，开创了中文诗学与庞德诗学相比较的先河[98]。
该时期在宣传庞德及其诗论方面，袁可嘉、赵毅衡等学者是典型代表。袁可嘉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发表《“新批评派”述评》一文，指出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理论源于法国的象征主义，同时认为庞德的诗学理论还是新批评派形式主义的开端。这为中国读者澄清了庞德诗歌理论的渊源问题。在此基础上，袁可嘉又在《文学评论》1963年第3 期发表《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一文。该文不仅客观评述庞德的诗歌创作及文学理论，而且在国内首次就庞德的早期代表作《休·塞尔温·莫伯利》[99] 和后期代表作《诗章》进行讨论。1979年，赵毅衡在《外国文学研究》第4期发表《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该文是国内大陆学者中最早并深入探讨“中国诗歌为什么会吸引庞德？又对庞德造成了哪些影响？”的专题论文，文章关于庞德的意象主张与中国古典诗学契合的论述以及另一篇论文《关于中国古典诗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的几点刍议》[100] 对同时代以及后来学者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不仅如此，1981年，赵毅衡在美学习期间广泛查阅第一手资料，旨在写出一部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对美国新诗运动产生影响的著作。四年后，《远游的诗神》完成。该书史料丰富、写作扎实，涉及庞德、艾略特、林赛、蒙罗等美国新诗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借鉴及其影响[101]。
在论文写作方面，郑敏、丰华瞻、申奥等学者从各自的兴趣点出发，积极对庞德的诗学思想、诗歌理论、翻译理论等进行研究。1980年，诗人兼诗歌评论家郑敏在《当代文艺思潮》第6 期发表文章，称庞德不仅是美国意象派诗歌领袖，而且是现代派诗歌的爆破手；1983年，丰华瞻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发表《意象派与中国诗》，同年在《外国语》第5期发表《庞德与中国诗》，这两篇很有分量的论文不仅从比较文学视角论述了意象派与中国诗歌之间的关系，而且系统阐述了意象派诗人代表庞德与中国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102]。1984年，申奥在《外国诗》第2期发表专题文章，他结合庞德的翻译实践和诗歌理论，提出庞德是美国现代文坛怪杰；同年，流沙河在《星星》第 10 期发表《意象派一例——伊兹拉·庞德〈地铁站内〉[103]》，通过聚焦和分析庞德的《地铁站内》，论述庞德的意象诗是欧美意象诗的典型代表。此后，周上之于 1986年发表《美的瞬间和意象派的创作方法——庞德代表作〈地铁车站〉赏析》，除了认为《地铁车站》是庞德的代表作，还从该诗考察庞德的美学观以及窥视意象派诗人的创作方法。
在该历史阶段，翻译庞德的诗歌也成为时代所需，并涌现出申奥、裘小龙、赵毅衡、黄晋凯等庞德诗歌翻译家。根据蒋洪新、郑燕虹的研究，这些翻译家在1979—1989年这十年，“共翻译庞德诗五十多首，其中包括庞德的代表作品《在地铁车站》、《莫伯利》和《诗章》的片段，还有多首诗被重复翻译。”[104] 这些翻译家除了翻译庞德的诗作，还翻译庞德的诗论，比如申奥在1985年翻译的《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105] 中，除了译介庞德，还翻译了《合同》《致敬》《邂逅》等庞德早中期的诗歌；裘小龙在1986年除了翻译彼德·琼斯（Peter Jones）《意象派诗选》[106] 中庞德的名篇《归来》《仿屈原》《刘彻》等，还翻译了庞德的两篇文论《意象主义》和《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107]；等等。纵观庞德研究发展史，上述庞德诗歌及诗论的译介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它们给国内学者研究庞德提供了极大方便，同时也澄清了国内对庞德及意象派的一些误解[108]。
在《诗章》的专门研究方面，该时期诞生了一篇比较有分量的学术论文。1982年，李文俊撰写了《美国现代诗歌1912—1945》，文章内容长达24页，限于篇幅分两次发表在《外国文学》第9期和第10期[109]。该长文对庞德的重要作品如《华夏》《毛伯莱》《诗章》等均有述评，特别是聚焦了《诗章》第1章到第99章，并做出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价，认为《诗章》虽然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诗学等庞杂的内容，却是一部深奥、有气魄、有才智的重要作品，也是庞德规模最大、最有雄心的一部诗篇。当然，该论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作者提到《诗章》发表了117首（虽然庞德“始终也没有写完”），但是仅论及庞德的前99首，从第100首到第117首的诗章内容，根本没有涉及；第二，已讨论的前99首《诗章》内容，只是介绍性的，在分析和论述方面比较笼统。尽管如此，该文是国内研究史上第一篇较为全面地评介《诗章》的文章，其意义不言而喻[110]。
与李文俊等学者把庞德的史诗The Cantos译为《诗章》有所不同，该时期有学者如常沛文在他的论文中把该史诗译为《长诗》。这也说明在《诗章》研究早期，学者们对庞德史诗代表作存在翻译的个性化差异。该文在解读《诗章》方面有一些论点值得关注：
这部《长诗》反映了西方文明的衰退，庞德以大量的文学典故和历史事实抨击了西方社会的混乱。这部长诗表面上杂乱无章、语无伦次，其实是庞德的匠心所在。整个《长诗》似乎是荷马的《奥德塞》游记。庞德的主人公在西方社会的大海中航行，没有导航设备，只好在错综复杂的旅途中摸索前进。《长诗》又像是但丁的《神曲》，庞德用但丁的地狱来描写西方社会。庞德还引用奥维德的变态论来描写《长诗》中的很多人物[111]。
不仅如此，该文还指出，在这部史诗中，庞德大量引用孔子的思想，比如《长诗》第13章、第52—61章以及《比萨长诗》（第74—84 章）。庞德书写《长诗》的目的是给颓废没落的西方世界提供出路。但是，该文认为“《长诗》的后几部分除《比萨长诗》外，对中国文化只是间接涉及而已”的说法[112]有待商榷。
就学术著作而言，该时期关于《诗章》的研究还没有专著问世，不过已有学者将其纳入专题写作当中。1988年，李维屏出版《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一书，在该书第三章现代主义诗歌部分，作者不仅对庞德的生平和创作进行梳理，还对《休·赛尔温·莫伯利》《一盏熄灭的灯》《面具》等名篇进行分析，其中也有针对性地对《诗章》进行了解读[113]。
在第一阶段，学者们从译介意象派诗歌、英美现代派诗歌及理论，逐渐过渡到关注庞德的《神州集》、早期带有意象派风格的诗歌，再转到对庞德诗歌创作理论、翻译理论以及《诗章》等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该时期，学者们关于庞德和《诗章》的研究有一些不足：“一、仅用意象诗学说明庞德的成就和分析其诗作，忽视了庞德对意象派的超越；二、对于庞德汉译英译的研究仍待深入；三、除译作外，基本上还没有人对除《在地铁站》之外的庞德的代表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四、过度强调中国古典诗对庞德意象主义诗学的影响，忽视了庞德个人的能动作用与西方诗歌传统的作用。”[114] 而且，学者们对某些话题的重复研究现象比较严重；对庞德的史诗代表作《诗章》欠深入和具体的研究。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诗章》研究的聚焦与发展
作为庞德的代表作，《诗章》是庞德研究和庞德诗歌研究不可绕过的话题。但是长期以来，因为《诗章》含历史、跨文化、无结尾，内容博大精深，跨界古今中外[115]，804页的鸿篇巨制不仅让读者望而生畏，就是带着浓厚兴趣、做好心理准备认真阅读，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古汉语、普罗旺斯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20 多种语言纵横交错的局面，也会让读者瞠目结舌。“像读天书”是读者阅读《诗章》的共同感受，就连英美学者都觉得《诗章》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国内学人能够静下心来潜心研究，做出成果，自然让人钦佩。
与第一阶段讨论重点不同，国内学者真正对《诗章》进行聚焦和研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王誉公、魏芳萱在1994年发表《庞德〈诗章〉评析》[116]，认为《诗章》是20世纪一部《奥德赛》式的史诗，同时论证庞德在写作形式方面通过话题“押韵”、史料积累、事实展示、个性化排版等展现《诗章》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还对《诗章9》《地狱诗章》（诗章14 和诗章15）、《中国诗章》（诗章56—61）、《亚当斯诗章》（诗章62—71）、《比萨诗章》（诗章74—84）进行聚焦分析，指出《比萨诗章》是《诗章》最优秀的部分。不过，文章未对《比萨诗章》以外的后期《诗章》（即《诗章》第85—117章）进行讨论，部分观点的衍生还有待商榷。
如果说王誉公、魏芳萱侧重于早期《诗章》的研究，赵毅衡的文章《儒者庞德——后期〈诗章〉中的中国》则是专门聚焦和讨论后期《诗章》[117]。赵毅衡称庞德为“儒者庞德”，除了深入探讨后期《诗章》中庞德形象的建构并分析其思想内涵，还基于多年来对国外庞德第一手资料的研究遗憾地发现：“‘庞德学’著作，已经在西方各大学英语系图书馆占了整整一书架，就是缺少《庞德与中国》”，所以他期待有雄心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最终写出这本补缺门的书。他还说，庞德对中文的无知胡解，或者说创造性误读，这是庞德研究中最难的地方，也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任何其他课题中真正值得下功夫的地方。在赵毅衡看来，从第72章开始的后期《诗章》贯穿了中国主题，儒学成为全部章节的展开支柱之一，而且后期《诗章》中庞德最深沉宏博的诗篇，是建筑在他对儒学的独特理解之上，尤其是第74—84章《比萨诗章》流露出庞德以儒家思想重建欧洲的理想，成为他最富于诗歌张力的杰作；随后的《诗章》内容，包括《部分：燧石篇》[118]《王座》《草稿与残篇》都深深烙下儒家思想的痕迹，充满庞德对儒家哲学理念的人文主义思考。该文在国内首次论及康熙《圣谕》16条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纳西族文化等，具有开创之功。不过，文中论及纳西文明时，误将云南丽江流域写成了广西漓江流域[119]。
该时期，张子清通过文献梳理和比较研究，旗帜鲜明地指出《诗章》是“美国现代派诗歌的杰作”。张子清认为，庞德凭借渊博的知识和才能，“把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放在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关照，以致使他的审美视域从单一的美国文化扩大到了整个人类的多元文化”，他还通过《诗章》把“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人物的嘉言懿行同时呈现给读者，以期把他们作为人类文化的精英去陶冶人民，改造社会，建立一个政府仁道地掌握金融、取消私人高利贷盘剥、真正热爱文学艺术的理想国家。这就是贯穿《诗章》的中心主题”[120]。为了凸显该主题，张子清发现庞德实际上得益于完美的艺术创造和诗学上的革新，除了借助破碎性艺术手法对传统派的语言规约和传统诗学进行反叛和革命，还通过具体书写和语法表达方面的省略、隐喻、并置、断续等，生动呈现其现代派艺术特色和“日日新”的诗美学。与王誉公、魏芳萱、赵毅衡不同，张子清在论及《诗章》的中心主题思想之后，主要聚焦和讨论《诗章》里一些重要的现代派艺术特色。
除了内容、语言等方面带来的阅读困难，《诗章》随处可见的历史典故也让读者感到措手不及。该时期，孙宏发表《庞德的史诗与儒家经典——一个现代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求索》，聚焦和讨论《诗章》中所运用的各种历史典故及其价值[121]。该文指出庞德在《诗章》杂乱无章的混沌世界里积极寻求秩序，并把秩序作为“美”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展现秩序和美的过程中，庞德慧眼独具地从儒家经典《大学》、中国古代历史以及象形文字中挖掘他心目里的中国，从而很好地诠释了史诗《诗章》与儒家经典的关系，生动地呈现了一个现代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求索。此外，该文认为，庞德所倡导的现代主义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无独有偶，王贵明发表《〈比萨诗章〉的儒家思想》，该文“通过分析《比萨诗章》中庞德所引述的儒家经典章句及其引用的汉字在诗中的意义，来阐述诗人表达思想情感和加强诗歌艺术表现力的独特方式，进而阐明中国文化使《比萨诗章》更具有哲理和诗学意义”，文章同时认为中国文化对庞德的道德思想情感和文学创作，乃至对整个美国诗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122]。
与上述学者不同，蒋洪新发表《庞德的文学批评理论》，是从文学批评理论的高度对庞德的文学批评进行聚焦和研究。论及三个方面：艺术的真实、意象主义的诗学主张和文学批评旨在发现天才。文章结合艾略特于1953年编辑发表的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埃兹拉·庞德文论集》）、琼斯主编的Imagist Poetry（《意象派诗选》）等文献带给作者的启发式思考，认为艺术的真实性是艺术的力量根本之所在；作者认同美国学者杰夫·特威切尔的观点“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原则决定了他对中国诗的兴趣、了解和翻译”，指出中国诗的发现更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意象主义的信念，而且庞德作为最重要的导师，起到了率先垂范的批评家和伯乐的作用。该文虽然没有直接聚焦和讨论《诗章》，但是关于庞德做出的有关作家分类、批评家分类方面的论述，对研究《诗章》及其艺术特色，均有指导作用[123]。该文的上述思想，被蒋先生于2001年收录在《英诗的新方向：庞德、艾略特诗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研究》一书[124]。该著作重点论述庞德和艾略特的诗学理论以及他们在20世纪新旧交替时代所形成的文化批评思想和对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影响，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由黄运特翻译和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庞德诗选·比萨诗章》中文译本于1998年面世，这在庞德《诗章》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黄运特之前，袁可嘉、叶维廉、赵毅衡、裘小龙等学者在相关著述中有关于《诗章》的一些翻译，为读者管中窥豹提供方便，但是没有可供读者阅读和参考的比较完整的译文。作为《诗章》可以独立成篇的精华部分，《比萨诗章》比20世纪英美诗歌里任何一部都具有史诗的悲壮，然而普通读者由于语言、文化等障碍对它登峰造极的现代派艺术风格难见其真面目。为解决该难题，黄运特“敢冒天下先”，克服重重困难，从诗章第74—84章共翻译完成十一章，翻译过程中遵循两个信条：一是译者化注释为诗艺，把庞德纷繁复杂的典故标注出来，与原文相得益彰；二是译者尽量保持原文的异国风味，当“中文流利与原文创造性的句式有冲突时”，选择后者。黄运特在翻译期间，得到美国诗人克利里、庞德研究专家伯恩斯坦、诗歌评论家纽曼等人的支持和帮助，译文忠实自然，展现了原文的风骨。该译本是国内关于《诗章》的第一个译本，对国内研究庞德的学者而言是重要的参考书。该译本还有一个贡献，正如张子清在《校后记》中所说，“为了帮助中国读者充分理解文本和了解这样一位一直有争议的大诗人，在正文译文后面附录了有关的参考文章”。该译本的附录部分，包括庞德的三篇重要文论：《漩涡》、《回顾》和《诗的种类》；费诺罗萨的《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肯纳的《〈比萨诗章〉论述（选译）》、威廉斯的《〈比萨诗章〉的背景》、伯恩斯坦的《痛击法西斯主义》、特威切尔的《“灵魂的美妙夜晚来自帐篷中，泰山下”——〈比萨诗章〉导读》、赵毅衡的《儒者庞德——后期〈诗章〉中的中国》。这些精彩文论及作品在让读者领略《比萨诗章》文本魅力之余，也享受了对它的评论和赏析，可谓一箭双雕。
在该时期，关于《诗章》研究的专著还未出现。不过，在2002年出版的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第3卷）[125]，主撰杨金才在第一章美国现代诗歌的开端与发展中，论述了庞德的诗歌创作、庞德与意象派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评价了庞德的诗学发展、贡献及影响，而且对庞德的《诗章》进行了有的放矢地解读和阐释。
随着庞德学在国内的发展，有两个重要会议对庞德及《诗章》的专题研究起到桥梁作用。一是1995年10月，“庞德—艾略特研究会”在大连成立，标志着庞德研究与艾略特研究一起进入国内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新的发展阶段；二是1999年7月，以“庞德与东方”为主题的第18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26]，相关议题包括：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代诗歌和文字对庞德的诗歌和诗学的影响、庞德与孔子的文化地位、庞德从意象到表意符号的诗歌历程、庞德的跨文化诗学、庞德与韩国、庞德与日本等。参加此次国际会议的专家学者共计80 人，其中中国学者17人，海外学者63 人[127]。庞德的女儿玛丽·德·拉砌韦尔兹和孙女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庞德女儿还做了大会主题发言。此次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除了扩大中国学者在庞德研究以及庞德诗歌研究方面的国际影响力，还使国人了解到国际最前沿的庞德研究成果，对我国的庞德研究以及美国现代诗歌研究都有促进作用，并积极促成国内庞德研究热的又一股浪潮。
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这段时间，关于《诗章》研究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各有一篇。2001年，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罗坚在导师蒋洪新教授指导下完成英文论文The Confucian Ideas in The Cantos，该论文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考察《诗章》，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在庞德的《诗章》中有较充分的呈现，儒家思想构筑了这部长诗的伦理结构，并试图证明儒学智慧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性是《诗章》主题。该论文是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到的国内第一篇专题研究《诗章》的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南开大学博士生索金梅在导师常耀信教授指导下完成英文论文Confucianism in Pound's Cantos，这是国内关于《诗章》儒学专门研究的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凝结了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心血。
第三阶段，2003年至2013年：《诗章》研究的专题化与多元性
该时期是《诗章》研究在国内发展的重要阶段，有不少历史性突破。而且，《诗章》研究的专题化与多元性在该阶段并存，同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出现了国内第一部专题研究《诗章》的专著，这为此后更多专门研究成果的出现正式拉开序幕；二是有更多的中国学者撰写关于《诗章》研究方面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也促使《诗章》研究朝着体系化和纵深化方向发展；三是除了专著、学位论文方面的突破，期刊论文的撰写和发表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是论文数量、质量，还是研究视角、方法等，均说明《诗章》研究进入到一个繁荣期。
索金梅的博士毕业论文经过修改，于2003年8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南开人文库”成果的一部分，书名定为《庞德〈诗章〉中的儒学》。该书共计178 页，16.8 万字，内容仍为英文。全书除去引言 Introduction：Literature Review，Research Purpose and Methodology和结论 Conclusion，正文部分包括5 章内容：Chapter One The Emergence of the Paradise Theme and Its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Poem；Chapter Two The World Deteriorating in Smoky Light；Chapter Three A Paradise with the Color of Stars；Chapter Four In and Behind the Civic Order，L'Amor；Chapter Five Self-Cultivation and Daily Renovation。另附Glossary和 Chronology。作为国内第一部聚焦和专题研究《诗章》的著作，该作品主要考察《诗章》主题的统一性，同时借助国外文献资料论证儒家乐园是贯穿《诗章》的核心主题。此外，该著作延续并发展了常耀信先生1988年撰写的英文论文“Pound's Cantos and Confucianism”所提出的儒学和儒家思想对《诗章》主题思想意义以及文本建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即庞德希望通过解读孔子儒学和儒家思想，颠覆西方固守的基督教文化中心主义，或者说文化逻各斯[128]。
也是在2003年，赵毅衡出版《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这是一部非常有分量的著作。作者自述说：“这本《诗神远游》，远非20年前旧作[129]的扩编、改写。作者尽毕生心血，在中国诗学和美学传统中寻找现代性因素。本书大胆命题，小心求证，是作者研究风格的一个范例”[130]。全书正文335页，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研究《诗章》的专著，但是作者的气魄和巧妙之处在于：能够把对《诗章》的讨论，放在中国如何改变美国现代诗的大背景中，并让读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认识该史诗的文学价值。从内容来看，除了“第一章 现代美国的‘中国诗群’”，涉及1910年前美国诗歌中的中国、新诗运动的“中国热”、当代诗人、各国影响的对比分析等四节内容以及“第二章 影响的中介”，涉及非文学中介、美国诗人访华、中国人在美国、美华诗坛、中国美术、中国诗译介、庞德的《神州集》七节内容之外，赵毅衡还专门撰写“第三章 影响的诗学与诗学的影响”，涉及东方风与中国风、中国影响与美国现代诗之叛逆倾向、中国诗与自由诗、中国诗与美国现代诗句法、汉字与美国诗学、中国诗与反象征主义、退潮与第二潮、儒学与《诗章》、美国诗中的禅与道等九节内容。尤其是在第八节，作者又从儒学西传、庞德学儒、庞德译《诗经》、《中国史诗章》、《比萨诗章》与《中庸》、《部分：燧石篇》与“王王”、《王座诗章》与康熙《圣谕》、《草稿与片段》，思无邪、《诗章》中的汉字等九个部分阐述儒学与《诗章》的关系。论述别开生面，风格自成体系，为国内庞德学的发展以及后来《诗章》的研究者提供了优秀的范例。
早在1994年，赵毅衡就发表随笔文章《为庞德/费诺罗萨一辩》，分八个小节论述庞德与费诺罗萨、庞德与《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之间的关系。在论文结尾处，作者感慨说：“很奇怪，我们见到西方图书馆几书架‘庞德学’著作，见到成排的《庞德与日本》《庞德与拉丁诗人》《庞德与……》，却至今没有见到一本《庞德与中国》”[131]。他的这种感慨，在1996年那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儒者庞德——后期〈诗章〉中的中国》开始部分，又被重新提出[132]。赵毅衡那时的感慨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关于《庞德与中国》的研究在当时真的非常稀缺。蒋洪新后来考证说，其实在1976年，就有德国学者莫兹卡出版了《埃兹拉·庞德与中国》（Ezra Pound and China，Heidelberg：Winter），1996年美国学者诺尔德也出版了英文专著《埃兹拉·庞德与中国》（Ezra Pound and China，Maine：The National Poetry Foundation），只是中国人从自身的文化立场书写或编著的《庞德与中国》在那时候还没有出现。不过，这种窘境很快被打破。1999年，以“庞德与东方”为主题的第18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胜利召开，会议收录论文42篇，经过筛选和修订之后，由钱兆明把它们编辑成册，2003年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会议论文集名字就叫《庞德与中国》（Ezra Pound and China）[133]。类似的学术性突破，在国内学者中继续上演。2004年，王文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庞德与中国文化——接受美学的视阈》，该论文是国内第一篇以接受美学为视角，研究庞德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博士论文。作者从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入手，考察庞德的意象主义理论和他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认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不只是要改变西方的审美趣味，更是为了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方法。2006年，同时有两部《庞德与中国文化》专著问世。一部是陶乃侃撰写的《庞德与中国文化》，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借助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相关理论，沿中国传统诗学和儒学两条思路分五章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庞德诗学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对庞德现代主义诗歌风格、审美、思想、信念等产生了积极作用，其中包括作者对《诗章三首》《诗章四》《诗章十三》与《诗章四十九》所涉及的中国传统诗学、儒学伦理母题等的探讨[134]；另一部是吴其尧撰写的《庞德与中国文化——兼论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该著作与陶乃侃的著作写作思路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作者结合庞德诗歌创作的历程，梳理了庞德与中国文化的最初接触、“迷恋”以及“日日新”的经过，借助许多史料论证了庞德诗学与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对新时期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及文化发展也有许多启示。在对《诗章》研究方面，该作品论述了早期、中期以及后期《诗章》的创作情况，并对《比萨诗章》《部分：燧石篇》《王座诗章》《草稿与片段》等进行解读，认为《诗章》是庞德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梳理的一个例证[135]。
除了关于《诗章》研究专著领域的突破，在论文发表方面，学者们的成果也非常丰硕。“特别是2005年以来，研究成果呈爆炸性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11年的时间里，刊物上发表的重点论述庞德的文章超过了300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达到70多篇”[136]。在这些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中，出现在各类核心刊物上专门研究《诗章》的文章有46篇，主要集中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中国翻译》《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山大学学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
学者们的议题承前启后，既有传统书写的延续，又有创新和凸显个性的内容。综合来看，该阶段关于《诗章》研究的论文有一些鲜明的特点，这里概述如下：
一是有学者从国际视野和跨媒体视角出发，借助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庞德创作《诗章》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人物、背景等进行科学论证和阐释。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钱兆明。钱先生是美国新奥尔良大学校际首席教授，曾任耶鲁大学研究员，2008年回国兼课并被杭州师范大学特聘为“钱塘教授”和浙江大学永谦讲座教授。为了开创国内庞德学研究新局面，钱先生组建了团队，围绕“庞德与中国友人的交往研究”对庞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友人等话题展开具体研究，许多方面都与庞德创作《诗章》有关。在与管南异合作完成的《逆向而行——庞德与宋发祥的邂逅和撞击》一文中，作者阐释说庞德通过“最早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宋发祥”，了解到中国民国初年“尊孔”和“反孔”之争，这反而激发了庞德“反其道而行之，是因为当时他刚对儒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庞德对孔子和儒学的兴趣集中反映在《诗章》中的《孔子诗章》《钻石机诗章》等部分[137]；在与欧荣合作完成的《〈七湖诗章〉：庞德与曾宝荪的合作奇缘》一文里，作者借用大量第一手资料揭示《诗章》中的《七湖诗章》（即《第49 诗章》）是庞德通过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Tseng Pao-sun）的译文，结合自己对《潇湘八景》水墨画的理解，发扬了中国‘题画诗’的传统创作而成，是翻译加艺术转换再创作的精品”[138]；在与叶蕾合作完成的《庞德纳西诗篇的渊源和内涵》一文中，作者指出频繁出现在《诗章》最后17章中的云南丽江山水和纳西宗教礼仪有着复杂的素材来源，庞德除了参阅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兼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的双语爱情悲剧叙事诗《开美久命金和祖布羽勒排》、专著《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和论文《孟本——纳西祭天仪式》，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语言、宗教、民俗材料来自纳西文化哺育的美籍丽江学者方宝贤和留居丽江 9年、笃信道教的俄国旅行作家顾彼得”[139]；在与陈礼珍合作完成的《兼听则明：庞德和杨凤岐的儒学政治化争论与情谊》一文里，作者指出清华大学历史学学士、罗马大学博士杨凤岐与庞德之间有过关于儒学政治化的争论，这曾影响庞德《诗章》的创作：“杨凤岐认为庞德的法西斯立场和儒学观点是两个并存而不能等同的思想体系，得知庞德在研读《四书》后，杨便鼓励他‘专心于此’，目的显然是让其虔心投入儒学而远离法西斯”，该论证有力驳斥了西方学者坚持的庞德因儒学研究而走向法西斯的观点[140]；在与管南异合作完成的《〈管子〉“西游记”——赵自强和庞德〈诗章〉中的〈管子〉》一文中，作者对《诗章》第106 章为何引用法家经典《管子》？“庞德怎么会对《管子》发生兴趣？他的材料从何而来？他从孔子转向管子的意义何在？《管子》又如何成为现代派文学经典的有机组成？”等关键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庞德在《诗章》中关注《管子》是因为一位重要人物、旅美中国学者赵自强，并从文化研究视角提炼《诗章》第106 章所表达的审美化政治主题，文章同时讨论了《中国诗章》《御座诗章》里的康熙《圣谕》等内容[141]；在与欧荣合作完成的《〈马典〉无“燊”：庞德与江南才子王燊甫的合作探源》一文里，作者参照现存庞德与中国青年诗人王燊甫的来往信件和其他相关资料，从文化阐释角度对《诗章》第98—99章进行再讨论，由于这两首诗章取材于中国清代统治者制定的《圣谕广训》，作者研究发现：1955—1958年江南才子王燊甫与庞德交往甚密，对其了解中国文化和创作《御座诗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42]；在与陈礼珍合作完成的《还儒归孔—张君劢和庞德的分歧与暗合》一文中，作者指出庞德与当代新儒学大师张君劢的交往，使他对“止”“靈”“诚”三个儒学核心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是二者有分歧：“庞德恪守儒家经典，想要做的是‘还儒归孔’”，而“张君劢则根据宋明理学框架来发展孔孟之道，反对将儒学当作‘博物馆藏品’来供奉”，不过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还是影响了庞德，使他在《钻石机诗章》以后对儒学“扩容”有了更加包容的态度[143]；在与欧荣合作完成的《缘起缘落：方志彤与庞德后期儒家经典翻译考》一文里，作者梳理了哈佛学者方志彤与庞德的相识过程，根据二人之间来往信件213封，指出庞德晚年在儒学方面实现了诸多突破：一是突破了对个人和社会责任的关注，二是突破了“四书”的限制，三是突破了重汉语字形、轻汉语拼音的成见，这些突破均离不开方志彤的帮助[144]。钱兆明及其团队上述研究成果，最终荟萃成一部名为《中华才俊与庞德》的专著，2015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价值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旨在推动我国庞德研究国际化，一改以往回避参与国际学术辩论的倾向，积极关注国际庞德研究中的讨论和争辩，同时增强我国庞德研究的信度和深度，摆脱以往“文本中心”的定式，转向“人本”中心[145]。
该时期在学术上倡导跨太平洋文学概念[146]的黄运特在翻译了《庞德诗章·比萨诗章》之后，开始用理论武器阐发他的学术思想。在《庞德是新历史主义者吗？——全球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一文，黄运特探讨了庞德的诗学与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论之间的亲缘类同性，指出这一类同性不是简单地归于庞德与新历史主义之间的关系，而是作为一种结构性原则存在于各自的作品之中，这当然包括庞德的史诗作品《诗章》，即“庞德和新历史主义的著作都相应地具有全球性，两者都倾向于使用透明细节来展示社会或文化的宏大图景”[147]。在另一篇题为《中国制造的庞德》的文章中，黄运特指出庞德从汉字里学到表意文字的技巧后，成了一位翻译诗人，在《诗章》中他融入包括中文在内的20多种语言，并在“这些语言之间建造了一种特殊关系，一种本雅明在其论翻译的著名论文中试图描述的关系”。《诗章》是庞德翻译诗学思想一个典型的文本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诗学代表着英美现代诗歌的最高成就”[148]。
二是对《诗章》中的精彩篇章，如《七湖诗章》等展开多维度、专题化、思辨式研究，并进行科学和理性的分析。
在钱兆明与欧荣合作发表《〈七湖诗章〉：庞德与曾宝荪的合作奇缘》讨论曾宝荪对庞德创作《诗章》第49章（即《七湖诗章》）所发挥的积极作用[149]之前，已有三位学者对该章进行过研究。一位是赵毅衡，他在《诗神远游》一书第二章“影响的中介”之第五节“中国美术”里，专门开辟板块讨论《七湖诗章》，指出其母本实际上是一本日本折叠画册《潇湘八景》，但未具体阐述：潇湘八景包括哪些？是哪一位日本画家所画？帮助庞德口译八景诗的中国学者曾宝荪促使庞德获得哪些启示？这些问题在蒋洪新撰写的《庞德的〈七湖诗章〉与潇湘八景》一文中，得到较好的解答：根据宋朝学者沈括名作《梦溪笔谈》记载，潇湘八景最初由北宋画家宋迪所画，包括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潇湘八景在宋朝传入日本后，日本画家将它们改头换面，注入日本元素。庞德的《七湖诗章》参照一位名叫佐佐木玄龙（17世纪）所画的潇湘八景及画上所题的汉诗和日文诗。曾宝荪给庞德口译了画册上所题的八首汉诗，引起他的浓厚兴趣，并激发他引画入诗，通过翻译与创作互为一体，赋予诗歌政治和文化意蕴[150]。与赵毅衡、蒋洪新二位学者不同，谭琼琳基于中国山水画、西方绘画诗与“第四维—静止”审美原则，撰写了《重访庞德的〈七湖诗章〉》一文，从西方绘画诗学理论的角度，重审庞德的《七湖诗章》与其创作的蓝本中国山水画卷《潇湘八景图》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七湖诗章》最后两行“第四维；静止/其威可制服野兽”可视为诗人关于绘画诗“静止威力”的审美原则[151]。该文因为视角独特，让读者感觉耳目一新。
三是有学者对庞德《诗章》的主题内容、文本结构、诗学思想等进行批判性再思考和理论考察。
孙宏、李英在《为君主撰写教科书：埃兹拉·庞德对历史的曲用》一文中，否认了学界解读《诗章》时认为它是一部现代《神曲》的论断，指出《诗章》通过堆砌大量史料讴歌君主制，颂扬墨索里尼，构筑了一条从中美历史到法西斯意大利的通衢，作者同时指出庞德在《诗章》里曲用历史为法西斯“继续革命”理论命名，这是一部呈现给墨索里尼的20世纪的《君主论》[152]。针对《诗章》的文本结构，蒋洪新也撰文《庞德〈诗章〉结构研究述评》对《诗章》是否有统一的结构这一学界长期争议性问题展开讨论，认为无论《诗章》是否有统一结构都不失为一部重要的现代诗[153]。朱伊革在该时期发表系列论文讨论《诗章》的经济主题、诗学思想、现代主义诗学特征等方面。在《庞德〈诗章〉经济主题的美学呈现》一文，作者认为庞德在1920—1940年创作《诗章》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政治主题，这与社会信用论创始人道格拉斯有很大关系，庞德借助创作以更加平衡的美学方式表现出凝固的瞬间和历史变化的有机结合[154]；在《论庞德诗学及其〈诗章〉的日本能剧渊源》一文，作者认为在《诗章4》《比萨诗章》等章节里，庞德从日本能剧中汲取养料和创作灵感，能剧为庞德提供了一个时间结构概念，使他从意象主义的本能瞬间走向《诗章》复杂和延长的结构，实现了该史诗情感统一和意象统一的诗学理想[155]；在《庞德诗学及其〈诗章〉的孔子思想渊源》一文，作者通过分析孔子的秩序观和《诗章》结构、孔子的正名观与庞德语言功能论等方面，认为庞德诗学及《诗章》对孔子秩序观和正名观的阐发与描述，最终都指向和谐有序的社会[156]；在《论庞德〈诗章〉的现代主义诗学特征》一文，作者认为《诗章》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典范，史诗里充满网络化的意象、美的碎片、蒙太奇式的语言，并充分运用全景手法和拼贴艺术，彰显了诗人庞德超凡脱俗的诗歌艺术想象力[157]。谈到《诗章》主题以及庞德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吴其尧在《诗人的天真之思——庞德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浅论》一文中解读说，《诗章》里充满庞德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理解与思考，庞德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和他的诗学思想紧密相关，不过庞德的经济学思想从属于其政治思想，带有天真之思的性质[158]。
四是学者们关于《诗章》其他维度和视角的研究。这既涉及期刊论文，也涉及学位论文。
在期刊论文方面，黄宗英撰文认为《诗章》是一部抒情史诗，该作品把诗人抒情性的灵感与史诗般的抱负兼容在一起，强调个人情感与民族命运、个人视野与整个时代之间的关系，是庞德用“一张嘴道出一个民族的话语”[159]；申富英在论述庞德诗歌创作对中国文化的借鉴时，除了考察庞德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借鉴、对中国文字和诗歌的借鉴，还以《诗章》为例讨论了庞德对儒家文化的借鉴，涉及个人修养、政治理念、人文教育等方面[160]；李春长探索《诗章》所书写的理想国及其神学建构，认为庞德除了借鉴但丁《神曲》的结构，还以民族史诗的形式构筑一个富有隐喻特征的乌托邦[161]；李永毅考察庞德诗学中的古罗马渊源，认为庞德不仅有意选择但丁的《神曲》作为《诗章》的范本，还以对话的形式邀请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卡图卢斯、普罗佩提乌斯、维吉尔等参与诗歌写作[162]；关于《诗章》中的儒家思想，周运增阐述了孔子之道与《诗章》生成之间的关系，认为庞德的“一个原则文本”和表意方法反映了诗人将孔子哲学转换为孔子诗学的创新理念[163]；王文、郭英杰论述了庞德《比萨诗章》中的互文与戏仿现象，认为庞德登峰造极的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与他特立独行的隐形书写、复调式表达、文化逻各斯之解构、碎片化叙事等方面密切相关[164]。同样是考察《比萨诗章》，胡平研究了该史诗叙事的复调性，认为庞德有意使叙事主体在《比萨诗章》中频繁变调，体现出叙事复调的独特性，反映了庞德内心的冲突和绝望[165]；李丽琴从解读《诗章》文本考察中国儒家文化与庞德反犹太情结之间的关系，而梁呐则从《诗章》的审美视域考察庞德的乌托邦式东方主义[166]。该时期还有学者发表研究《诗章》的系列研究论文。比如，杜予景借助生态主义视角对《诗章》中女性形象、人间天堂、精神生态智慧、荒原与救赎主题等方面进行剖析和讨论[167]；熊琳芳聚焦和关注了《诗章》的拼贴艺术、叙述模式、异质历史等方面[168]。
此外，在中国知网上，该阶段关于《诗章》研究方面的硕士论文有6篇，暂未发现相关博士论文。在硕士论文中，刘响慧撰写的《庞德〈诗章〉对儒家思想之阐释》（苏州大学，2006）对《诗章》中的儒家思想进行文化阐释，认为庞德基于对儒学的个人理解建立了一个理想化儒学范式，但是该范式具有局限性。杜予景撰写的《生态批评视野下的〈诗章〉研究》（浙江大学，2007）从生态批评视角研读庞德史诗《诗章》，认为诗人因为意识到自然的生态危机也是人类文明、人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危机，所以在《诗章》写作中描绘了一个生态失衡的现实世界，同时又勾画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乐园。董志浩撰写的《统一而非对立——〈诗章〉和〈神州集〉中的中国形象》（中南大学，2007）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视角分析庞德作品《神州集》和《诗章》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两者统一而非对立的关系。王丹撰写的《重生的追寻——〈诗章〉中的神话原型研究》（西南大学，2008）借助神话原型理论对《诗章》进行解析，认为神话主题贯穿史诗始终，并以此揭露西方罪恶，目的是要找出医治社会弊端的良药。薄俊撰写的《论〈比萨诗章〉中的创新意识》（华中科技大学，2009）聚焦《诗章》第74—84章，分析庞德在诗歌创作中展现的创新意识，包括创作理论、主题意蕴、表现手法、选材构思等方面的创新，从而断定庞德的文学地位不容忽视。晏清皓撰写的《混乱的力量——庞德〈诗章〉的审美解读》（西南大学，2011）从审美批评视角出发，认为《诗章》本身就是片段式的、古怪的和混乱的，其混乱本身不仅是史诗的力量来源，而且使史诗在表现形式方面彰显了个性和特色。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该时期还有三个学术研讨会对国内庞德研究和《诗章》研究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2008年，由王贵明等学者倡议的第一届中国庞德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举办，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庞德学相关领域专家参会；2010年，在首届庞德学术研讨会基础上，张剑等学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第二届中国庞德学术研讨会，除巩固第一届庞德学研究的成果，还继往开来，吸引不少国内硕士生和博士生参与，扩大了庞德及其诗歌作品、翻译作品等在国内的研究；2012年，第三届中国庞德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办。此次会议，吸收前两届会议举办的成功经验，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有突破，而且国内著名学者如王贵明、张剑、常耀信、索金梅、蒋洪新、张子清、张宏、董洪川、傅浩、江枫、北塔等积极参加，会议还邀请John Gery等外国学者参与讨论，为庞德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阶段，2014年至今：《诗章》研究的体系化和开放性
2014年，学术方面做得扎实、行政管理方面亦做得出色的蒋洪新接连出版三部研究庞德的作品：《庞德研究》、《庞德学术史研究》以及《庞德研究文集》。其中，第一部是蒋洪新独立撰写，第二部是他与郑燕虹合著，第三部是他与李春长合编[169]。《庞德研究》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492页，这是蒋洪新承担的国家社科项目的结题成果。书中除了绪论、结语以及三个附录（庞德生平年表、庞德研究文献和人名索引），分十章对庞德展开全面研究：第一章 庞德的生平，第二章 诗之舞：戴着面具，第三章《仪式》与早期诗，第四章《华夏集》：翻译后起的生命，第五章《休·赛尔温·莫伯利》及其他，第六章《诗章》研究，第七章庞德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想，第八章 庞德政治经济文化批评，第九章 庞德与英美诗坛，第十章 庞德与中国。在这十章中，第六章专门聚焦《诗章》，具体研究内容又涉及《诗章》的问世与写作过程、《诗章》内容概要与结构解说、《诗章》部分章节解读三个板块，整部作品文字清新流畅、论证严谨精当，正如钱兆明先生在《序言》中评述的那样，该书作为国内第一部全方位、与国际接轨的研究庞德的专著，旨在面向当前我国研究生、学者深入研究庞德的实际需要[170]。《庞德学术史研究》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全书近30万字，与《庞德研究》构成姊妹篇[171]，该书也是陈众议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除去序言和结语，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是庞德学术史，第二编是庞德学术史研究。其中，第一编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 庞德的生平及其成为诗人的学术追踪，第二章 庞德的多部传记述评，第三章 庞德发表的作品及其重要诗作的学术批评，第四章 庞德书信集研究，第五章 中国的庞德研究；第二编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 庞德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之学术论争，第二章 庞德的政治立场及其研究，第三章 庞德诗学创作与理论之探讨。这两编的内在联系是，第一编将庞德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发展进程同与此相随的评论材料相结合，按照时间顺序对庞德学术史做详细梳理；第二编深入探讨庞德学术史研究中广受关注的问题，厘清这些问题的本质所在，梳理各家某些论争的观点，并结合庞德所处的时代背景，提出作者自己的学术主张或努力的方向。由此可见作者的书写目的与深度。与《庞德学术史研究》一书的出版社相同，《庞德研究文集》也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同时也是陈众议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共计359页，约34万字，收录了美、英、俄、中、法、德、日、韩八个国家23位学者的论文译文。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 庞德其人，第二辑 庞德关系，第三辑 庞德诗论与诗评。在第一辑中，收录有6篇文章：美国学者奎因撰写的《庞德其人》（宋晓春 译）、俄罗斯学者聂斯杰罗夫撰写的《“我尝试过描写天堂……——埃兹拉·庞德：追寻欧洲文化”》（高荣国译）、美国学者雷德蒙撰写的《法西斯转向》（侯奇焜 译）、美国学者考利撰写的《庞德之战》（秦丹 译）、美国学者伯恩斯坦撰写的《痛击法西斯主义（盗用意识形态——庞德诗歌实践中的神秘化、美学化与权威化）》（黄运特 译）、德国学者施密德撰写的《埃兹拉·庞德——诗人伟大、罪过而又悲剧的一生》（许慎 译）；在第二辑中，收录有4 篇文章：美国学者罗森堡撰写的《庞德、叶维廉和在美国的中国诗（节选）》（蒋洪新 译）、华人学者钱兆明撰写的《〈庞德的中国友人〉前言》（李春长、钱兆明 译）、日本学者角田史郎撰写的《从俳句学到的创作方法》（冉毅译）、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温撰写的《庞德与叶芝》（陈盛 译）；在第三辑中，收录有13 篇文章：韩国学者玄英敏撰写的《庞德的意象派诗学》（朴成日、卢锦淑 译）、英国学者艾略特撰写的《〈庞德文学论文集〉序》（袁媛 译）、艾略特撰写的《庞德的格律与诗歌》（李春长 译）、艾略特撰写的《〈庞德诗选〉前言》（秦丹 译）、英国学者福特撰写的《埃兹拉》（李靖劼 译）、华人学者叶维廉撰写的《庞德式的诗》（秦丹 译）、美国学者特威切尔-沃斯撰写的《“灵魂的美妙夜晚来自帐篷中，泰山下”——〈比萨诗章〉导读》（张子清 译）、法国学者波洛克撰写的《论埃兹拉·庞德〈诗章〉题目的分裂与解体》（杨阳 译）、加拿大学者肯纳撰写的《破碎的镜片与记忆之镜》（李春长、张娴 译）、美国学者卡特雷尔撰写的《庞德〈诗章〉手册前言》（李春长 译）、爱尔兰学者叶芝撰写的《评埃兹拉·庞德（节选）》（张娴 译）、美国学者佩罗夫撰写的《“庞德时代”还是“史蒂文斯”时代？》（李春长 译）、华人学者谢明撰写的《翻译家庞德》（李春长 译）。该文集有三个特点：一是所有篇目都比较有代表性，是庞德学研究领域公认的佳作；二是所有作者都比较有代表性，要么是庞德生前的好友兼评论家，要么是现当代研究庞德的权威专家；三是所有内容体现了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特点，其译者如钱兆明、黄运特、蒋洪新、李春长等也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卓越风姿。
这三本著作的出现是我国庞德研究的一件大事，也应当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件大事，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它们使庞德诗学的大致轮廓凸显出来，积极促使国内庞德研究走向体系化[172]，另一方面它们的面世也必将把我国的庞德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173]。可见，它们不仅是蒋洪新先生及其团队多年来关于庞德研究方面优秀成果的集中展示，而且是国内庞德学研究方面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除了上述三部作品，胡平于2017年出版《庞德〈比萨诗章〉研究》一书[174]，这是基于他的博士论文《庞德〈比萨诗章〉思想内涵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4）最后修订而成。该著作在内容方面除绪论、庞德年谱、参考文献和后记，包含五章内容：第一章《比萨诗章》中的新柏拉图主义，第二章《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思想，第三章《比萨诗章》中的神话，第四章《比萨诗章》中的亲法西斯立场和反犹思想，第五章《比萨诗章》思想的矛盾性。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比萨诗章》的专著，涉及庞德的天堂观、集权主义、个人主义、多神论和异教思想等方面，试图勾勒出庞德“天堂构建——天堂破灭”之基本脉络和大致轮廓，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该时期在论文发表方面，郭方云借助现代物理学中的相对论虫洞理论，对《比萨诗章》中出现的带有隐喻性质的意象“烟囱”“天堂”“蝴蝶”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虫洞穿越”进行相对论诗学考察，指出庞德在《比萨诗章》中的穿越主题是虫洞理论的时代推演、热烈的科技氛围、诗人浓厚的科学旨趣、悠久的欧美文学和宗教穿越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175]。胡平基于《比萨诗章》文化方面的研究，除了讨论非洲传奇故事中发萨人部落首领加西尔、鲁特琴传说与庞德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还讨论了庞德的极权主义儒家思想，认为庞德在《比萨诗章》中把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与他所理解的极权主义结合在一起有着很大迷惑性、危害性和危险性，此外作为反叛者、繁殖与生产力象征、保护神和拯救者以及死而复生象征的酒神形象也是庞德诗歌创作的典型之一。不仅如此，观音形象也是贯穿《比萨诗章》和其他章节内容的重要意象。在庞德的想象世界里，观音既是守护女神和拯救者，又是天国女神或天国之后[176]。郑佩伟、张景玲也聚焦《比萨诗章》的儒家思想，重点考察该诗章中庞德的中庸思想、仁政思想和通过表意汉字折射出的儒家思想[177]。王年军对《比萨诗章》中的白色意象进行分析，剖析文化镜像中庞德的误认策略，认为白色意象在儒家传统里未形成谱系，但是经过庞德聚焦，它们产生了新异的诗性美感[178]。围绕《三十章草》，王晶石考察史诗中“我”的身份变化及其意义，认为庞德早期《诗章》写作的视角从角色、表演者到观看者充满变化，其舞台主题也重复出现，标志着诗人在创作中走向诠释学艺术观和存在主义历史观[179]。围绕《第49诗章》，钱兆明对该诗章背后的文化语境展开讨论，提出“相关文化圈内人”的概念，指出庞德通过文字、图像和文化学之所谓“相关文化圈内人”三种媒介所认知的潇湘八景传统，用英文再现潇湘八景蕴含的寂然世界，影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弊病；钱兆明还借助“相关文化圈内人”概念对《诗章》中的《诗稿与残篇》进行文化解读，对纳西诗篇进行剖析，认为庞德在诗歌书写中实现了文化视野和现代派风格的双重突破[180]；当然，这里面还糅合着中国传统绘画中时空观对庞德诗歌创作的影响[181]。王卓在论文中一方面以独特视角聚焦和讨论《诗章》中的纳西王国，对《诗章》第98—110 章中的非儒家文化元素（如纳西风景、神话、仪式等）进行分析，认为纳西王国是庞德对理想社会的一次想象性构建，另一方面从社会学层面对《诗章》里的黑人形象隐喻及其历史书写进行探究，认为庞德从《诗章》第21章开始打造一条黑人的后廊，而且黑人形象在庞德诗歌中是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提喻，是白人黑暗的自我投射，是边缘人的复杂身份的象征，也是现代人矛盾身份的隐喻[182]。晏清皓在对庞德《诗章》整体结构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赋格是《诗章》文本的基本特征，反映在该史诗的谋篇布局、意象塑造、主题呈现等方面；在对《诗章》语言能量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力量、知识与生命是《诗章》要表达的重要内容，语言能量存在于庞德诗歌语言的多样性、知识结构和生命主题当中；至于《诗章》中的历史书写和文化阐释，庞德的贡献在于：能够巧妙地把国别史、个人史、记忆史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历史书写的具体对象，把正史、伪史、思想史统摄在一起，使之成为历史书写的文化阐释[183]。与上述学者思路不同，孙宏、李英对庞德的诗学话语进行深入探究，认为庞德的《诗章》是一个政治工具，而且庞德本人从命名者到“一人大学”在诗学话语演变方面历经了三个阶段：从其政治主张在他的战前话语中初具雏形，到战争期间借助媒体大力造势，进而在战后潜心引导弟子付诸行动，幸运的是庞德凭借“一人大学”之力在新大陆为法西斯主义重续断章之举无果而终[184]。此外，该时期还有学者围绕庞德《诗章》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关系进行讨论，或就《诗章》中儒家文化的视觉化进行分析[185]。有些话题比较有新意，比如杨晓丽把庞德的《诗章》视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挽歌性史诗，同时对史诗当中的反抗和破坏主题进行解读；叶艳、申富英论及《诗章》的结构变形，认为变形不仅是联缀《诗章》文本的结构形式，也是契合新柏拉图主义“一元多层”的哲学体系，并认为《诗章》洋溢着艺术哲学之光；王庆、董洪川对庞德与文化救赎之关系进行剖析，认为庞德通过《诗章》旨在建立一个人间乐园，实现社会学层面的美国复兴目标，而不是仅限于纯诗歌艺术的美学自主性话题[186]。
这期间诞生了三篇博士论文。除了胡平于2014年完成《庞德〈比萨诗章〉思想内涵研究》（华东师范大学），郭英杰于2016年完成《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叶艳于2017年完成《〈诗章〉之秩序：由新柏拉图主义光的“流溢”而思》（山东大学）。叶艳的博士论文把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偏好与他的思想中固有的西方文化情结联接起来，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流溢说”探析庞德在《诗章》中对秩序的呈现。该论文除去引言和结论，共有四章主体内容：第一章运用太一“流溢”的概念主要分析庞德在诗篇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群；第二章运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中的“堕落”这一概念分析庞德在诗篇中呈现的“暗”，即秩序已失的地狱般的西方社会现状；第三章运用“流溢”后的“回转”分析庞德对“治”的探索，为诗人自己、也为战后西方社会探寻重建秩序之途；第四章运用新柏拉图主义三层本体中的第二层本体“理智”探析“回转”后神性的呈现及自然的神性秩序。论文的四章主体内容就是对秩序的四种内涵，即（1）个人内心秩序的发散，（2）西方社会秩序的堕落，（3）基于人类历史典范的文明国度所体现的律法公义向秩序的回转，以及（4）自然神性秩序的显现及其价值。综合来看，叶艳的论文是从剖析孔子“一人”的秩序含意与普罗提诺的“光的发散”之关联开始，进而阐发《诗章》的整体结构。
在硕士论文写作方面，陈玉洁的论文《从〈诗章〉看庞德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安徽大学，2015）以《诗章》为研究对象，从比较诗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解读，运用比较诗学理论探讨中西文化差异，认为庞德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诗章》呈现了庞德的东方文化观。朱媛君的论文《糅合与超越——以〈诗章〉为例的庞德文论思想研究》（苏州大学，2016）首先对庞德散见于各类书信文章和单篇论文中的文学批评理论进行梳理，其次对《诗章》所呈现的写作形态进行论述，接着把庞德文论的特色分为三点，探讨在《诗章》验证下的庞德文论对传统和后世所起到的作用。马召攀的论文《庞德〈诗章〉的空间艺术》（内蒙古工业大学，2017）参照苏贾的“三种空间”思想，即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与第三空间的三度空间辩证法及相关理论，对庞德代表作《诗章》进行空间透视和批评，指出庞德在《诗章》中通过历史的空间建构和主题的空间聚合，形成他的政治理想空间。王丹丹的论文《世界主义视野下看〈比萨诗章〉中庞德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大连海事大学，2018）以《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世界主义理论的三种表现形式，即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以及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分析庞德倡导的中国儒家文化对个体、国家和世界发展的作用。
虽然在该历史阶段《诗章》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并不能说国内关于《诗章》的研究已经进入成熟期，因为还有很多关于《诗章》的研究成果没有充分地、系统地呈现出来。董洪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研究仅限庞德的诗歌与诗学、翻译、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几个方面。而就这几方面，我们的研究也还十分单薄，以对庞德诗歌研究为例，我们对庞德早期创作的研究几乎没有，对他耗费毕生精力之《诗章》也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对他创作风格及其形成与转变也研究不够”；“再从研究思路和方法看，我们对庞德诗作研究基本还是解释性、描述性的，总体上还缺少从更高层次或新角度对他的作品进行综合性深入研究”；主要症结在于没有充分研读“庞德的‘文本’”，导致“我们在庞德哲学思想、政治经济思想及其与庞德创作的关系，庞德对中西文学的影响，以及庞德的生平、文献，‘庞德现象’与西方传统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很少。”[187] 鉴于此，笔者希望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长处，对庞德《诗章》的文本性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解读，以弥补国内学者在该研究层面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