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诗性地理的光与影
——略论区域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贾振勇
一 区域文学理论建构的可能与限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斯宾格勒所言不虚，即“艺术在生活中可能只属于一个小范围，是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类的自我表现形式”，[1]那么这种特定的人类的自我表现形式，呈现出特定的区域特征和族群特征，也就不足为奇。由此，从区域视野介入文学，文学也会自然而然呈现出其他研究视野所无法把握的诸般气象。
俗话说，人伦日用而不知。即使没有充分的理论和方法自觉，区域文学研究也早有渊源和脉络，这在我国古典文论中就大有踪迹可循。此问题已有不少专家学者详加论述，本文不再赘言。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加以自觉概括与阐释的，应该说还是伴随着地中海文明崛起而向全球输出思想的西方理论家们。比如斯达尔夫人，她的《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从环境、气候、宗教、社会风俗、法律、时代等各方面考辨欧洲各民族不同的文学样态，强调自然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及其影响下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差异，于是欧洲有了南方作家和北方作家的分类。更富理论深度的则是泰纳，他在《英国文学史》引言中，将“种族、环境和时代”作为推动文学艺术产生、发展的“三个原始力量”；在《艺术哲学》中，他又对“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详加论述，凝炼地称之为“精神的温度”，犹如物理的温度影响植物的生长那样，这精神的温度也同样影响着文学艺术的生长与发展；他那句名言“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由心境和四周的习俗所造成的一般条件所决定的”，[2]大概也是较早的有关区域文学研究的权威理论依据。
这些和区域文学研究有关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哲学观念，毫无疑问对今天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有不少学者以细致而翔实的研究，批驳了这类理论的机械化和庸俗化色彩，比如格罗塞认为：“泰纳的‘艺术哲学’就是那常常以最平凡的思想，蒙着科学的外套，把他作为心理或社会科学的法则，很大胆的想把精神科学的整个领域渐次占领去的所谓精密研究的典型的产物。”[3]但格罗塞也只是批评了泰纳理论的生搬硬套和机械色彩，迄今为止好像还无人否定区域元素（包括地理、自然、气候、习俗乃至人文等因素）对文学艺术的重要而潜在的影响。其实问题很简单，尽管以往有关区域文学的理论存在种种不足和狭隘，但是这些“最平凡的思想”背后矗立着一个无法否定的基本事实：文学的区域特征，早已确凿无疑地成为我们的一种审美体验、经验事实、心理客体和文化感受。
让我们颇为尴尬的是，尽管从区域视角研究文学的著述在数量上已经相当可观，但从理论和方法的准确、明晰与有效等层面来看，我们有关区域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比斯达尔夫人、泰纳等人前进多少步，遑论重大突破。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将区域文学研究上升到理论和方法的层面，尤其是如有些学者所呼吁的建制为一门学科，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如果可能，它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学术容量、理论内涵和研究范式？或者说，由于从区域因素到文学的终端产品存在着相当多的中介环节，建构一种有关区域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前景是否令人乐观？
事实上，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大概是：什么是区域文学？尽管人文学科不必像自然学科那样制定一个百密不疏的概念、定义和体系，但是建构一个认知、考证、分析、理解和阐释的粗略模型大概也是必需的，否则我们的研究就永远是经验主义、感知主义的零散个案研究。可是，区域本身就是一个变量，即使不考虑历史沿革和区划变迁等因素，区域这一词语本身就是一个模糊而富有弹性的术语，大至民族、国家和洲，小至县、乡、村、部落，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某区域。我国现在的区域文学研究，基本上将边界定位于省、地市、县乡之类的行政区划。如果仅仅从逻辑和分类角度看，无论是国别文学还是族群文学，乃至洲际文学，实际上都可以算做区域文学之一种，只是参照系和划分标准不同而已。比如在世界文学版图上，中国文学显然是一种区域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版图中，藏族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的区域性特征是如此明显；在洲际文学视野中，欧洲文学因地缘政治等因素，在最近五六百年的历史成为如此强势的区域文学，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标尺。
显然，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建构，区域文学研究如果不确定自己的边界，那么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万金油，最终也就在大而无当中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尤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区域文学研究如果不确定自己的研究疆域，仅根据经验和印象来随意配置和取舍研究对象，又如何能成为一门独立、自足和严谨的学科呢？如果将区域文学的研究疆域超出省、县、乡、部落模式而以国别、族群文学乃至洲际文学为对象，那么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撞车，就势在难免。如果局限于国别文学、族群文学的范畴内，那么区域文学研究基本上只能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存在，一般来说其方法论层面的功能更为突出。我们很难找到足够的理论资源，使其成为一门具有典型和多样范式的学科。显然，从总体的经验事实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来看，将区域文学研究建制为一门学科，既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撑，也缺乏经验和逻辑的保障。我们应该尊重区域文学研究边界的模糊性和移动性，在自主预设区域文学边界的基础上，去考辨具体的理论和方法的建构。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大概就是在区域文学研究中是否可以归纳、概括出某种规律和共性？这种规律和共性，是否可以作为本区域文学现象的本质或类本质性特征？是否因之可以生产出本区域文学艺术的某种独特性和创造性？这种区域文学的共性和作家的个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又如何理解与阐释？之所以有如此复杂、多端的疑惑，在于我们面临的主要不是一个模式化、一体化和概念化的区域文学，而是一个“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文学艺术的经验事实和历史现象。正如汤因比所说：“古代中国文明有时被称为是黄河的产物，因为它正巧是在黄河流域出现的，但是多瑙河流域虽然在气候特点、土壤、平原及山地面貌上同黄河非常相似，它却没有产生相似的文明。”[4]显然，对区域文学研究而言，也存在文学生产条件和背景大致类似的情况下结果迥然不同的情形；所以如同文明的研究那样，我们同样面临着经验事实层面所呈现的巨大差异化的挑战。
当然，探究文艺的本质和根源这种研究模式越来越式微，人们越来越重视美学经验、心理体验、精神现象、文化传承等具象层面所传达的信息和内涵。可以换句话说，暂且不论区域文学呈现的某种规律是本质、类本质还是审美经验、主体感知，问题主要在于我们的归纳与概括所适用的范围有多大？其有效性又究竟如何？如果说这样表述有些抽象和空泛，那么我们将焦点转换到作家身上。具体说来，除了上古时代文学作品的作者难以考辨之外，今天人们接触到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有一个文学生产的具体源头，这就是作家。如果说整个文学的历史首先是一个由作家组成的链条和系统，那么区域文学只不过是特定区域内的文学家们组成的一个区域性的链条和系统。作家作为文学生产具体源头的基本事实，决定了自身在区域文学研究中的核心和基础位置。由此，如何处理区域文学共性和作家个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有可能成为区域文学理论与方法建构中遇到的难度最大的一个命题。
在如何处理区域文学共性与作家个性关系的研究实践中，尤其是如何处理作家个性和区域文学共性的逆反现象，笔者当年深有感触，迄今难以释怀。比如，在与魏建教授合写《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过程中，如何处理那些与齐鲁文化共性特征不一致的作家，比如莫言、孔孚等，就曾经颇为头疼，最终只好采取一种权宜的表达策略来处理，比如：“许多作家反叛文化传统，却反叛的是文化传统的异化形式……在山东作家群中，我们很容易见到对传统文化的深恶痛绝之辞，也很容易看到在这深恶痛绝之辞下面，潜藏着对某种传统文化精神的复归。”[5]这个表述将文化传统的纯粹性和精华性作为先决条件，事实上文化传统本身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本身就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五方杂处。所谓文化传统的纯粹性和精华性，只是出于我们美好的理论想象。所以，这类表述尽管看似很辩证，但叙述逻辑达到圆满的表面下面，掩盖的是学术命题仅仅在逻辑层面得以解决，学术的实质目标并未深入推进，而且稍不留意就会变成千说万说总是可以自圆其说。这类学术逻辑和表达策略，和某些历史、社会的叙事逻辑、表达策略相比，比如自己犯了很多致命错误却强调在自己的光辉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力挽狂澜从而走向伟大、光明和正确，究竟有多少区别呢？
当年面临同样实践困惑的，大概李怡教授也能算一位。他写作《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的实际状态究竟如何，我没有向他讨教，但以后他对区域文学共性与作家个性关系命题的一些论述，我感到已经有了从经验提炼出来的学术理性警觉：“无论怎么说，任何关于文化个性的归纳（时代的、民族的与家族的）都是‘类’的概括，都必然以牺牲和省略某些个体的选择为代价，而个体总是为任何形式的群体性的归纳所难以‘消化’的，也就是说，个体与‘类’始终处于既相互说明又矛盾分歧的关系当中，在这个层面上看作家个性与区域文化特色之联系，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应该没有‘一以贯之’的模式可寻，在什么情况下作家的‘个性’生动地呈现了区域文化共同的追求，并且以自己的‘个性’使得这些追求更加明显和突出了；相反，又在什么情况下‘个性’恰恰从另外一个方向上修正甚至改变了区域文化固有的特殊，并且因为这样的修正而赋予了本区域新的内容，为未来的区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需要具体分析。”[6]这样的分析与判断，固然具有高屋建瓴的学术理性建构意识，但如何能在具体研究中得以实现，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在具体到巴金与巴蜀文化关系的研究中，他也只能先撇开巴蜀文化的共性限制，以实现阐释的周全：“作为巴蜀文化‘异乡人’姿态的巴金，其实通过自己‘走出乡土’的不懈努力激发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创造性，从而奠定了改变文学秩序的重要基础。”[7]
上述自家得失与别人甘苦的过往事例，或许可以有所提醒：我们在归纳、概括区域文学乃至区域文化的所谓共性特征时，务必要慎之又慎；那些所谓的共性，很可能仅仅是削足适履或大而化之的经验式、印象式判断，或者说只是某种理论化的经验主义归纳和概括，甚至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在作怪。所以，所谓的共性特征，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普适性和真切性，是一个需要研究者慎思明辨的基本问题。否则，研究结果不但存在与区域文学的历史真相和精神真相是否一致的问题，而且还会带来研究中的终端逻辑悖论，最终导致区域文学研究模式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筐，区域文学研究模式的积极能量也就散失殆尽。鉴于区域文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又具有整合性与统摄性特征，那么如何使作家个性和区域文学共性问题，在我们的理解和阐释系统中抵达辩证统一的状态，或许是需要学者们着力而审慎对待的。
二 理论与实践：在文化的单元中探寻、在比较的平台上发掘
质疑区域文学可能具有的规律、本质或共性的普适性、真切性，并不是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区域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学现象所承载的经验事实、精神感受和心理客体，是我们探讨区域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根基所在。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某区域作家而言，鉴于某区域的地缘和空间要素的制约，生成一些共性特征，不但是共同的客观环境所使然，而且也有相似的思维逻辑、体验模式和精神机制来支撑，正如维柯所言：“人类本性有一个特点，人们在描绘未知的或辽远的事物时，自己对它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或是想对旁人也不了解的事物做出说明，总是利用熟悉的或近在手边的事物的某些类似点。”[8]
在一个较长时段的视野来看，共同的客观环境因素比如自然、地理、气候、环境、习俗和人文诸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作家的心理结构和精神机制对这种影响的接受与展现，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一个自然发生与流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时空诸要素自然累积、渗透与延展的过程。我们的任务在于，如何从这个自然过程中发掘出其深刻的内在关联及其表现形式，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加以归纳、概括和总结；而这个归纳、概括和总结的过程，又总是遗留下证伪和修正的巨大空间。在这个归纳、概括和总结的过程中，那些共性的因素固然重要而醒目，但每个作家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如何由这些共性因素的激发而酝酿、绽放，更应该是区域文学研究一个不可忽视的极为重要的层面。
自然，面对作为群体现象的区域文学，探讨和分析区域文学所呈现的共性特征，是区域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构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搁置区域文学共性特征的梳理、概括和归纳，那么区域文学研究也就不需要理论建构而只有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价值与意义了。否则，这和以往的作家作品研究模式有什么区别呢？显然，只不过是在以往作家作品研究中增加了区域因素作为参考系与学术增量。一个作家的地方色彩与区域特征，尽管依赖于所属区域的自然、地理、气候、习俗、人文等要素，但只有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比较视野中才能清晰展现。面貌各异的作家的个案经验，比如独特性和创造性，如果没有外在的相似性甚至是内在的某种一致性，是无法呈现出一个区域的文学的整体性和共性特征的，显然这也不符合我们对某区域文学呈现的“类”同的经验事实、心理感受与印象把握。
从这个层面来看，泰纳的观点就值得我们深思：“在每种情况下，人类历史的机制都是相同的。人们不断会找到作为最初动机的精神与灵魂的某种很普遍的秉性，这种普遍的秉性是内在的，由自然附加到种族身上的，或者说是由作用于种族身上的某种环境获得和产生的。”[9]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区域文学的共性特征乃至某种规律是否存在，而在于：在纷繁复杂的区域文学现象中，我们如何甄别、厘清和确定某个区域系统的“原动力”和“秉性”等整体性或共性特质；如何考辨、分析和阐释这种“原动力”“秉性”等整体性和共性特质如何作用于具体的作家，又经过作家个体的心灵酝酿而呈现出或相似或迥异的艺术风貌。在这个考辨、分析和阐释的过程中，最为复杂的情况大概在于同样的自然、地理、气候、习俗、人文因素如何催生面貌各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艺术风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不仅仅在于加入作家独特的个人经历与经验就能解决的。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更有很多介于宏观与微观层面的问题需要重视，比如作家作品的个性特征，是在一个怎样的具体时空要素中，如何与区域文学的共性特征相互取舍与展现；比如由众多作家作品个性汇聚而成的区域文学的共性特征，和其他区域文学相比又呈现怎样的独特个性？鉴于区域文学理论建构问题的全面性、复杂性，本文尝试提出几条原则，来探讨其成为区域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支撑的可能性。
比如，寻找区域文学现象的家族相似性。说到家族相似性原则，我们不能不提到维特根斯坦的原创性观点：“考虑一下我们称为‘游戏’的过程。……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我们看到了相似点重叠交叉的复杂网络：有时是总体的相似，有时是细节的相似”，“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相似性：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禀性，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10]我们在考究区域文学的特征或规律时，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甚至可以构成哲学认识论的基础。
笔者与魏建教授合作《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时，出于写作规制与叙事逻辑的要求，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要考虑在齐鲁文化影响之下产生的山东新文学的共性特征是什么；山东作家们在新的历史时空中与齐鲁文化的影响又是如何相互取舍与博弈，从而产生自己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众所周知，齐鲁文化即使从最简单的层面考虑也不是一个同质的、清晰的文化体系，齐文化与鲁文化在自然地理、环境风物、民风习俗、典章文物、人文积习等各层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对具体作家的影响也因人而异，而且由于写作篇幅的有限性还不能面面俱到，蜻蜓点水式的面面俱到自然也不足为法。经过反复思考与梳理，我们决定将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变异作为全书的叙事核心，具体来说主要就是建构一种从“沂源人”到“东夷人”—从“齐、鲁文化”到“齐鲁文化”—从区域文化到民族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文化传承与影响的参照系。从这个参照系出发，在较为全面体会和深入梳理、分析现代山东作家创作事实的基础上，突出山东文学的新传统在齐鲁文化旧传统影响下发生了怎样的传承与变异。遵循上述思路，我们归纳出山东新文学的“文化守成主义”“民间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三个整体性区域文化特色。
现在回首看，这种归纳、概括自然是删繁就简、问题多多。但至今我们依然认为这种归纳和概括抓住了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关系的核心命题，当然这个核心命题还存在很大的深入与细化的学术空间。泰纳还有句话更值得我们深思：“人类情感与观念中有一种系统；这个系统有某些总体特征，有属于同一种族、年代或国家的人们共同拥有的理智和心灵的某些标志，这一切是这个系统的原动力。”[11]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我们发掘的是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互文过程中所拥有的理智和心灵的某些标志，发掘的是齐鲁文化系统流变过程中的原动力；那么，文化守成主义、民间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在这个标志和原动力系统中，就具有“轴心”价值与作用。或许，这可视为齐鲁文化影响下的山东新文学呈现出的某种家族相似性。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家族相似性，山东新文学在精神现象层面展现的总体区域特征，也就能较为清晰地凸显出来。
再比如，在普遍性中寻找独特性原则。在普遍性中寻找独特性，可视为区域文学共性与作家个性关系的另一种说法。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从而在其文艺的虚构世界中找到完整契合我们有关区域文学的理论想象的影响因素。更多的情况，是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中发掘区域影响因素在某一方面的具体呈现。尽管通过梳理某一区域作家的创作，我们完全有可能找出某种家族相似性特征，但这些特征也仅仅是在类型意义上的相似，而非同一性特质。如果说地理、自然、气候等在区域影响因素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缓慢和潜移默化，也需要更长时段的观测才能确定其发挥的实际效力；那么风俗习惯、典章文物、人文风情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则较为直接和立竿见影。但区域文学的经验事实在于，在大致同样的地理、自然、气候、风俗、习惯、典章、制度、文物、人文、风情的条件下，某一区域作家在呈现大致的家族相似性的同时，更多呈现的可能是个体创作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对那些杰出作家而言。他们的独特性和创造性究竟和区域因素有多大关系，应该说才是区域文学研究需要更为关注与解释的问题。
无论是延续、传承和发扬区域文化的某一元素或领域，还是拒绝、反叛或增补区域文化的某一元素或领域；只有呈现出某种独创性，一个作家或一个作家群的价值才能得以确立。比如，山东当代作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以“鲁军”的旗号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这个“鲁军”称号，在表面的命名与指称下面，体现的是山东文学创作的某种家族相似性，“形成了独立或特殊的审美文学系统”[12]。当时的那些有影响的山东作家们，比如李存葆、张炜、尤凤伟、王润滋、左建明、李贯通等，仿佛不约而同地在关注和表达各类道德命题，从而呈现出某种集体无意识或者文化原型意识。这种家族相似性的一个耀眼内涵，当年我和魏建教授经过反复商讨，命名为“道德理性精神”。这种道德理性精神虽然并不是在每一位山东作家作品中得以等量齐观地展现，但却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内在的、集体的文化价值倾向。尤其是与当时纵横中国文坛的其他地域的作家和作家群相比，这种家族相似性恰好构成了山东作家群的一个独特个性。今天看来，这个道德理性精神既确凿无疑地呈现了齐鲁文化对山东新文学的深度影响，也使当时的山东文学创作在全国范围中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思想精神特质。当年的薄弱之处在于，由于种种因素，我们还未全面梳理和深度阐释齐鲁区域因素中那些陈旧的、腐朽的，甚至丑恶的负面因素，对山东作家的影响与制约。
可以简单归纳的是，如何在某区域文学的家族相似性中发掘具体作家或作家群的独创性，也就是在普遍性中发掘特殊性，是区域文学研究面临的一个更为复杂、细致和模糊的研究层面，需要研究者因地制宜、反复辩驳，全面、充分考虑某个作家或作家群研究中的每一个环节的复杂关联。因为即使有99%的同质性，那么1%的差异就可能产生天壤之别，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是也。
又比如，全球化语境与区域文学禀性的互文性原则。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个学术观点曾经很火，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这些年来尽管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个学术命题的简单、空洞、虚妄与自我中心主义，但这个命题之所以曾经触动人心，在于它实际上蕴含着一些符合经验事实的合理因素。从区域文学研究的视野看，它所体现的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明确意识到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如何相互渗透与博弈的问题。具体到文学领域，则是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的历程开启后，全球范围内的文学的地方色彩与世界化或现代化语境的复杂关系问题。
前些年，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大谈现代性问题。尽管讨论来讨论去还是一头雾水，但现代性所指涉的历史与社会事实，则毫无疑问地早已经影响、改变甚至支配着我们的存在方式。正如吉登斯所强调的：“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13]现代性事件和体验的铺天盖地而来，早已经以不容否认的事实，证明了纯粹的地方色彩和纯粹的世界化，只是理论的幻想与虚妄。近现代以来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的生产与传播，事实上已经是地方色彩和世界化合二为一的产物了，差别只不过是哪一部分程度更为明显而已。地方色彩与世界化，也就是区域文学禀性和全球化语境，已经是一个共容共生、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区域文学禀性和全球化语境的互文性，既是区域文学生产与传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普遍现象，也是区域文学传承与变异的重要内在动力源。我们在强调区域文学的地方色彩也就是区域文学独特禀性的同时，切不可忘记这种地方色彩和区域禀性，已经绝不是“原汁原味”的地方色彩和区域禀性了，而是有着现代性事件和现代性体验参与的、一种新的时空背景下的地方色彩和区域禀性了。我们之所以强调这种地方色彩和区域禀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留恋和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不满于现状而对过往所进行的重构与再造。举个可能不很恰当的例子，正如不少人私下或公开讲的那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那么美轮美奂，可是沈从文为什么挤破头也要留在都市而不返回那个梦幻的桃花源呢？很简单，桃花源只会存在于内心世界。且不说实际的湘西世界，是否如沈从文作品描述的那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实际上是他饱尝了都市体验后，通过回忆和想象，乃至是变形与再造，在现代性事实与体验的比照之下，重新塑造的一个心灵家园与精神乐土。
犹如成年人往往怀恋童年时代的纯真和幼稚，却再也无法返回到童年时代；人们所做的，只能是将童年的经验进行置换，用艺术的、文化的、器物的等方式，去再造一个乐园。失乐园情怀，是区域文学禀性与全球化语境博弈过程中一个不可抗拒、无法避免的现象。由此，我们在以区域视角研究作家作品时，只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区域文学禀性与全球化语境的博弈与交融，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区域文学的共性与个性。这个学术参照系不可或缺，否则我们得到的结论将是局部的、零散的，甚至是偏颇的、心造的幻影。
至于区域文学研究的方法，诸多学者自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今也是硕果累累。本文不必赘言。以笔者当年从事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关系研究的经验，以及多年来时断时续的反思，区域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完全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事实上，不独区域文学研究，绝大多数的文学研究，都离不开不完全归纳的逻辑，离不开印象式把握，离不开感觉式描述，离不开经验式概括。简言之，文学研究不是纯粹理性的学问。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将区域文学研究提升到较高学术境界。抵达什么样的学术境界，尽管貌似和区域文学研究是否具有完整、明确而有力的理论与方法有关，而事实上更多的是和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养、创新能力等个体因素密切相关。
三 常与变：一切坚固的东西终将烟消云散？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曾说：他要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14]在某种意义上，沈从文堪称最杰出的、最具地方色彩的区域文学作家之一。他不但以其深刻触动人心的作品建构区域文学作品的典范与样本，而且他还充分意识到了“常”与“变”在区域文学的生成、流变过程中的深刻哲学寓意。
所谓的“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区域文学的恒定因素，甚至可以简单地象征区域文学的共性。而所谓的“变”，既可以视为区域文学产生、发展的流程，也可以象征生生不息、不舍昼夜的区域文学的个性。如果没有了共性，区域文学及其研究的依托也就荡然无存，这正如斯宾格勒以反问方式所强调的：“历史是不是有逻辑呢？在个别事件的一切偶然和无法核计的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人类（historic humanity）的形而上的结构的东西，一种本质上不依赖于我们看得清楚的社会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外表形式的东西呢？”[15]人类、历史、社会，历经斗转星移、风雨沧桑，迄今依然保持着深刻的自我同一性，就说明“常”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的一种恒定的量。同样，如果没有了个性，也就是说没有了“变”，那么区域文学也就只能成为古董和化石。可以说，这也正是区域文学在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得以完成历史性蜕变最为重要的一环”[16]。人类、社会、历史等尽管在表现形式上存在有限的类型化，很多人与物与事也常常以类型的、置换的方式再次出现，但终究是斗转星移、桑田碧海、物是人非。
直面区域文学及其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我们不但要有理论、方法上的自觉探索，更应该有哲学认识论层面的内在支撑。如果可以借用汤因比的说法：“种子是一粒粒撒下去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但是种子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由一个‘撒种人’撒下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一次总收成。”[17]那么，区域文学及其研究所勘探与发掘的，或许就是去寻找一粒粒撒下去的种子，去寻找那个共同的撒种人，去盘点那些总的收成究竟含金量几何。这，或许就是区域文学研究得以存在与发展的理由。
斯宾格勒曾经深深感叹：“‘人类’是一种动物学的说法，或一个空虚的字眼。我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一份直线历史……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18]我们眼中的区域文学，其实正是在“常”与“变”中上演的一场场“戏剧”。每一个区域的文学，都凭借各自本源的力量从各自的区域应运而生，带着那个区域山山水水、人情世故的印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然而，它也必将经历一个生根、发芽、勃兴和衰变的不息流程。
一切坚固的东西终将烟消云散，然而新的坚固的东西也将赫然矗立。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1]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8页。
[2] [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页。
[3] 同上书，第14页。
[4]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
[5] 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6] 李怡：《文学的区域特色如何成为可能——以巴金与巴蜀文化关系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5期。
[7] 同上。
[8]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17页。
[9] [法]H.A.泰纳：《英国文学史》，[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
[10]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5—46页。
[11] [法]H.A.泰纳：《英国文学史》，[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
[12]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3]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14]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5]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页。
[16] 李宗刚：《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文史哲》2014年第6期。
[17]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
[18]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