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研究现状

首先要提到的是戏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翻译情况。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文化界强力“登陆”，戏仿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鲜明表征自然与文化界发生紧密关系。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戏仿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相关理论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的。王岳川、尚水主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收录了美国理论家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一文，其中归纳出后现代主义的11种特征，第7种是“文类混杂（Hybridization），或者，体裁的变异模仿，包括滑稽性模仿诗文、谐摹诗文、仿作杂烩”。[34]哈桑所指的滑稽性模仿诗文、谐摹诗文、仿作杂烩很大程度上与带有滑稽模仿色彩的戏仿作品重合。不过这类混杂的模仿作品在哈桑看来是低级和拙劣的，与詹姆逊、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戏仿的态度基本相同。琳达·哈琴一直致力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她的《论戏仿：20世纪艺术形式的训导》（1985）、《后现代主义诗学》（1988）、《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1988），先后被翻译到国内。《论戏仿》是戏仿研究的专题著作，其他两部著述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或多或少涉及了文学艺术中的戏仿问题。

国内的戏仿研究稍晚于西方思潮的传播和理论著作的译介，目前处于进行时态。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当代国内外具有戏仿特点的单篇或一类型作品的评论和研究，另一类是对戏仿现象的整体研究。本书兼顾整体研究和单篇或类型作品研究，梳理出戏仿研究中的几种理路。

其一，从叙事学角度切入，研究分析小说中戏仿的功能和价值意义。此类型的著作和文章最多。国内对于“何谓戏仿”的界定多集中在叙事学范畴，相关著作有胡全生的《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事结构研究》、王洪岳的《现代主义小说学》、祖国颂的《小说叙事学》等。[35]刘恪、王洪岳则从叙事技巧角度界定戏仿的功能和意义。[36]近些年来，鲁迅研究界不断地在研究视角、理论工具或研究的深度广度方面寻求新的突破。青年学者郑家建以“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为基础，以叙事学理论为工具，深入鲁迅文学的内部，从细微处发掘作品的独特美学特征。他的《戏拟—— 〈故事新编〉 语言研究》[37]一文，深入分析了《故事新编》中语言的“戏拟”特征，通过“戏拟”体悟和把握鲁迅晚年思想、心灵的律动。论述毫无“匠气”，与鲁迅作品形成了深层的“精神对话”，见解独到，极具新意。祝宇红通过“戏仿”考察现代“重写型”小说的语言技巧和风格特色，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最能体现巴赫金所言的“戏仿体”的神韵。郝庆勇则在鲁迅晚年的一些杂文中发现了“戏仿”叙事特色。鲁迅在《王道诗话》和《“光明所到……”》两篇杂文中“戏仿”了胡适，背后隐藏的是文化与政治的批评。这类研究一定程度上参照借鉴了西方学者对于戏仿的研究，比如巴赫金在论述小说语言双重指向问题时提出的“戏仿体”概念，以及琳达·哈琴关于戏仿的政治讽喻功能的论述等。

另外，赵毅衡《非语义化凯旋——细读余华》[38]较早发现余华小说叙事中的戏仿因素及其颠覆性“力量”。赵宪章的《超文性戏仿文体解读》[39]以典型的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为例，剖析了戏仿的结构特点和生成机制。王爱松的《重写与戏仿：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新趋势》[40]从历时性角度评价了20世纪90年代小说叙事中流行的重写与戏仿手法。这些研究在理论探索和文本分析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与贡献。

其二，文体学研究的角度。文体学运用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文体进行研究，并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郜元宝的《戏弄与谋杀：追忆乌托邦的一种语言策略——诡论王蒙》[41]一文中，郜元宝从语言入手，但不纯粹是语言学的研究，认为王蒙的语言通过对乌托邦语言的戏仿和反讽，达到拆解和破坏的目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张清华、程大志的《由语言通向历史——论作为“历史小说家”的王朔》[42]，则从“语言与历史的关系”角度，解读出王朔小说中语言的深层次的“历史”积淀。陶东风在王蒙的《狂欢的季节》中发现了与之80年代作品中截然不同的小说文体，小说中随心所欲的戏仿、拼贴、杂交等策略构建了一种新的诙谐文体，陶东风将之命名为“狂欢体”。[43]王一川在《王蒙、张炜们的文体革命》一文以及《汉语形象美学引论》一书第五章“异物重组——立体语言”中，将“季节”系列的几部小说的新语体命名为“拟骚体”,“王蒙这里的语体特点自然不限于单纯戏拟‘骚体’。例如，当这种叙述体讲究铺陈、润饰、韵节、文采时，又显得近乎‘赋’，但同样是戏拟或仿拟之作，即‘拟赋体’”。[44]无论是郜元宝所说的戏拟乌托邦语言，还是陶东风命名的“狂欢体”，抑或是“拟骚体”“拟赋体”的尝试性归纳，都是研究者借鉴中西文论从不同角度对小说语言总结和提炼的结果。但是，当我们试图以一种新的“语体”描述或概括某位作家的小说文体时，很可能将本来复杂的文体样式简单化、静态化，忽视了文体本身的杂糅性和动态性。再者，如《自由、戏仿及语言的魅力——评徐坤的小说创作》《颠覆与消解：王蒙的荒诞小说的话语戏仿》等文章，仍属于语言修辞研究，并没有很好地从语言深入到作家的文化观念中去进行研究。

其三，文化批评的角度。这一类研究将戏仿从小说领域扩大到电影、网络、戏剧等文化领域。当下流行的大众文化中，随处可见戏仿的“身影”，作品众多，难免良莠不齐，要求研究者具有一定的甄别能力。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论大众消费语境之下中国影视的戏仿之风》《“戏仿”的喜剧性动因与创造性建构——以中国当代影视喜剧为例》《论恶搞行为在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生存状态》,[45]戏仿不仅是一种文学实践，更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实践。戏仿以其滑稽模仿的方式变相“重复”既有的文化观念和文学成规，在刻意的“模仿”中制造语义或情境的“差异性”，从而催生了内在的批评意识，既具有一定“生长性”，同时对于文化传统的重建也具有一定“建设性”。当下中国大众文化中的戏仿潮流正盛，研究中对戏仿与大众文化的深层关系的论述仍需进一步阐述。文化研究有其显著特点，它能从整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某些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洞悉。但文化研究同时易忽略了文学自身，而让文学文本成为文化研究的“注脚”。亦存在研究的对象和边界不清晰的状况，这是应当在对戏仿进行文化研究时要避免的。

另外，近年来一些博士论文以戏仿为研究中心，或是在研究中对戏仿有重要的论述。刘康的《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转型文化理论》[46]，在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部分小说进行分析，其中包含话语戏拟问题；林元富的《论伊什梅尔·里德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戏仿艺术》[47]，综合琳达·哈琴和詹姆逊对戏仿艺术的理论研究，对当代美国黑人作家伊什梅尔·里德的后现代主义戏仿艺术进行深入论述；陈后亮的博士论文《琳达·哈钦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48]从整体上对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进行研究，其中一章节专门评价分析哈琴的戏仿观。刘桂茹的论文《先锋与暧昧——中国当代文学的“戏仿”现象研究》[49]侧重从文艺美学的研究视角透视当代文学中的戏仿现象。

新近，学者妥建清发现马克思戏仿论不同于巴赫金、后现代戏仿论者的独特的思想哲学和革命历史价值。他认为，相对于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对戏仿研究的深入和系统性，马克思有关历史的戏仿论并未受到学界重视。马克思的戏仿论一方面表现出马克思美学浪漫主义的特点；另一方面，马克思以此历史中的戏仿为历史理性主义赋魅。“马克思不仅以戏仿论来嘲讽1848—1851年的新法国革命为历史贬值的革命，扬弃了黑格尔建基于理性拱心石之上的‘历史的重复’的说法，而且还从新、旧法国革命历史记忆的意图指涉、资产阶级社会的代制以及现代传播媒介等诸多方面，深度反思戏仿所表征的唯美—颓废审美风格的文化成因，以此确证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合理性，并且藉此跨界性的戏仿论为历史理性主义赋魅。”[50]他的论文视角新颖，具有思想革命史的深度，是现阶段研究戏仿论的重要突破和收获。

我们不难发现，戏仿正在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热点。一方面，我们国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及其理论描述有某种相似或契合。作家的创作实践、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无形中将戏仿研究推向前台。另一方面，大众文化蓬勃发展，其成果庞大驳杂，戏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俨然成为大众文化的“关键词”之一。我们可以借助巴赫金、詹姆逊或哈琴等人关于戏仿的论述，对当下一些文学或文化状况进行甄别和阐释，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戏仿”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舶来品”，中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较之欧美国家学术界对戏仿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具体到中国当代文论研究范围来看，首先，戏仿的概念使用比较含混，语言修辞界常用戏拟，文学艺术界常用戏仿。文学界认为作为修辞方法的戏拟，其琐碎的技巧分析弱化了文本的整体艺术关照，修辞界却认为文学界的戏仿研究淡化了学术的科学性，两个学科间的对话因缺少一个讨论问题的共同语码和平台而受阻。从二者共同的词源parody来看，本书不妨将二者统归入“戏仿”文体的广义界定中，具体可细化为“语言戏仿”或“文类戏仿”。其次，戏仿是一个难以全面而确切论述的文体模式或文化现象，国内对于戏仿“本体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戏仿”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文学、艺术或影视中戏仿现象的大量涌现，必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一定的哲学理论根源。戏仿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应该得到更深入的挖掘与阐释。再次，戏仿叙事和戏仿话语一定程度上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其自身拥有明显的“后现代”艺术特性，戏仿也是文化转型期“狂欢化”的主要策略，渗透到了小说话语的深层组织。戏仿不仅是反叛、抗争，而且将其转换成荒诞、可笑与无稽的表象，其间的意识形态性灼然可见，如何把握和挖掘戏仿所体现的复杂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本书将在具体的分析论述中推进和深化上述相关问题的研究。此外，文学艺术中的戏仿在耗尽颠覆、解构、狂欢的激情之后可能遭遇到审美规范和思想内涵方面的困境，在此意义上，戏仿不仅仅是语言或文本的表达形式问题，还关乎思想及价值指向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作家和研究者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