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重视并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胡锦涛同志讲：“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2]这是极其重要的指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一是关于意识形态于我有利与不利局势的总判断。
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为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然也有不利的因素和严峻的挑战。
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三次世界性的历史转折，社会主义陷入低谷，处于暂时劣势，资本主义反而上升，显示暂时优势，伴随该力量对比格局变幻，意识形态领域呈敌进我退之势，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执政的声音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西方资本主义到处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理念，鼓噪一时，不可一世。
20年过去了，这次金融风险造成的第四次世界性历史转折，一方面使资本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陷入全面制度危机，呈衰退之势，新自由主义宣布破产。西方世界多数国家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负增长，第四季度连续负增长，一直到2009年第三季度才开始出现正增长。按照通常的说法，经济危机应已结束了，但经济危机的恢复却是低速的、乏力的，西方主要经济体恢复得并不好，处于整体低迷状态。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西班牙2011年失业率为22.9%，近50%年轻人失业。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测定，始于2007年12月的美国经济衰退于2009年6月结束，历时18个月，为“二战”之后美国经历最长的经济衰退期，失去800万个就业岗位，吞噬美国人21%的实际财产，家庭、企业、地方政府、联邦政府欠了大量糊涂债，蒸发掉4.1%的经济总量。美国经济学家持续看低美国经济。美国危机后失业率为9.6%，危机前为5%，只有59%的20岁以上男性有全职工作，复苏前景并不乐观。对西方国家来说，对经济发展比较悲观，看不到新的增长点，发达国家人口减少、消费不足，发展动力不足，多个国家濒临破产，冰岛、澳大利亚、希腊政府领导人下台，西班牙、意大利陷入困境，“复苏似乎越来越像是一场漫长的长征”。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并顶住金融风险，社会主义从低谷中走出。美国和欧洲2010年9月20日联合发表报告，认为中国仅次于美国，与欧盟并列第二，均占全球实力16%，美国为22%，印度第三，占8%，依次是日本、俄罗斯、巴西均占5%，未来15年美国、欧盟实力持续下降。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年均8%—9%的增长速度，再过17年经济总量可以赶上或超过美国。1978年，我国与美国经济总量差40多倍，2011年，美国GDP为15万亿美元，我国7.3万亿美元，相差不到3倍，短短30年由40多倍缩小到不足3倍。看来，再用二三十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GDP增速是美国的3至4倍，1958年我们党提出的“赶英超美”口号，可能要成为现实了。现在，批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声音日渐增多，即使在资本主义内部，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大声呼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声音越发强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底气足了。
对于这场“前所未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政府大多将其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并希望通过政府救市，“规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机制，以达到解决危机、恢复繁荣的目的。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既看到了监管缺位、金融政策不当、金融发展失衡等酿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又反对将这场金融危机简单归结为金融生态出了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危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法国共产党认为，世界经济危机源于金融机构过度的贪欲。这场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它不是从天而降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控”，而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和唯利是图的本质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冲击全球的危机并非仅仅限于金融或经济领域，它同时也揭示了政治上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从深层看，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危机。美国共产党认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和治理模式的产物，它旨在恢复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及其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它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弱点和矛盾发展的结果，使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新的断层。德国共产党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影响，它使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并越来越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危机产生的原因不是银行家的失误，也不是国家对银行监管失力。前者只是利用了这一体系本身的漏洞，造成投机行为的泛滥。投机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成要素。但在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它已经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渗入经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英国共产党认为，不能把当前经济和金融危机主要归结为“次贷”危机的结果。强调根本在于为了服务于大企业及其市场体系的利益，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英国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被置于金融资本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共产党认为，不应该把这场危机仅仅解释为“次贷”泡沫的破灭，当前的危机也是世界经济愈益金融化、大资本投机行为的结果。这场危机表明“非干预主义国家”“市场之看不见的手”“可调节的市场”等新自由主义教条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再次展示了它的本性及其固有的深刻矛盾。资本主义体系非但没有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反而使不平等、非正义和贫困进一步恶化。希腊共产党认为，危机现象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济命运，任何管理性政策都不可能解决其固有的腐朽性。金融危机再次表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避免周期性危机的爆发，也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今天横扫全球的经济衰退，无不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中不断调整自己又不断走入危机的预言。1997年，亚洲的金融风暴，让马克思回归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华尔街；时隔十年，2008年，当人类的发展再次陷入衰退的泥沼，苦苦搜寻可以持续的答案时，《资本论》再次登上了最畅销经济类学术著作的排行榜，成为拯救人类精神家园的“圣经”。据报道，2009年1月，《资本论》在柏林一度脱销，相关论坛、讲座令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这座因萧条而倍感冬之冷寂的德国小城显得热闹而红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数不少的德国青年认为，在危机笼罩的时刻，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有的德国学者指出，正统的经济学往往对危机避而不谈，而马克思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是在国家与市场的争论中一路走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度被作为“异端邪说”而被排斥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时至今日，“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丧失了市场，国家干预经济已成为西方各国的惯用手段。然而，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抑或是国家和市场的结合都不能避免危机重复发生且愈演愈烈。
形势的变化为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氛围、条件和机遇。当然，一方面，这种形势也越发促使西方资本主义更加运用两手策略，在经济上利用我们，公开讲我们好，拉拢我们、捧杀我们；另一方面，伴随在军事上加紧包围我们，在经济上加紧挤压我们，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进攻，大力西化、分化我们，“拉萨事件”就是这种国际大环境的产物，使我们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考验。
二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流态势和严峻问题。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流是好的，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在充分肯定意识形态领域主流的同时，还要清醒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你来我往、你死我活，战斗十分激烈。西方诸国与我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人权、民主等问题的对抗、对立、争斗十分突出，思想理论领域呈现十分活跃、十分复杂的胶着状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特别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施压促变的一贯立场没有改变，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对我在发展上遏制、思想上渗透、形象上丑化，企图压我改变政权性质，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始终是渗透与反渗透的重要战场，对敌对势力的攻击任何时候都不可掉以轻心、不可疏于防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要始终牢记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断，千万不要忘记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内容，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决策部署，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始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1.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灵魂、指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
2.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当代中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发展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3.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这是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底线。
4.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特别是武装中高级干部。党是关键，领导干部是关键。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同志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现在，党的理论、路线已经确定，关键在于贯彻落实，贯彻落实的关键在于干部，在于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3]毛泽东同志认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关键在于理论武装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针对今天的情况来讲，如果我们党有一大批系统的而不是零碎地、实际的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将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
5.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时至今日也存在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以认识，加以破解。苏轼在《晁错论》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全党一定要树立忧患意识，通过改革创新，破解前进道路中存在的种种难题、矛盾和问题，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创建学习型政党，通过创建学习型政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1] 该文系作者2010年10月19日在中央党校给省部班学员作的报告，原题目为：“世界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在《求是》2010年第21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2010年第15期、《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2010年第12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1年第1辑、《马克思主义年鉴》2010年等刊物上发表或转载，收入李慎明主编《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编入王伟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该文发表距今已过去了十余年，十余年的实践表明该文的判断与观点并不过时，故收入本文集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并无修改。
[2]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7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