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

中世纪的金匠

中世纪匠人的权威性有个基础：他必须是基督教徒。早期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对匠人推崇备至。基督是木匠的儿子，这个事实对神学家和普通人来说同样重要；神的卑微出身意味着他的信息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奥古斯丁认为“亚当和夏娃很幸运，能够在伊甸园里劳动……最壮丽的景象，难道不是播种、割草和种树吗？”除此以外，基督教推崇匠人的工作，也是因为这些劳动抑制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正如那首向赫菲斯托斯致敬的诗歌所写的，匠人的工作是安详的、生产性的，而不是暴力的。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教会将一些匠人册封为圣徒。比如说在英国，圣徒邓斯坦和埃塞沃尔德原本都是锻造金属的工匠，因为勤劳而成为教会供奉的圣人。

尽管很尊重匠人的工作，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也很担心潘多拉问题，这种担心可以追溯到基督信仰的起源。异教徒时代的罗马人认为，人类通过劳动可以揭示灵魂的秘密，基督教认为这种观点是极其愚蠢的。奥古斯丁在其《经义指津》中提到，忏悔就是“控诉自己，赞扬上帝”。基督教徒遁世修行的基本原因是，他们坚信一个人越是远离对世俗物品的痴迷，就越有可能发现一种永恒的、与人类的造物无关的内在生活。从教义上来看，匠人象征着的是基督在世人面前的外表，而不是他的内在。

中世纪早期信仰基督教的匠人从诸如圣加仑之类的修道院里找到了他在地球上的灵性家园。圣加仑修道院位于如今的瑞士境内，在这座山间石屋里，修道士们除了祷告之外，也种种花草、做做木工和炮制草药。有些俗家匠人也住在圣加仑修道院里，他们几乎完全依照修道士的规矩去生活。附近有座修女院，那些与世隔绝的修女几乎每天都在从事纺织和缝补的实践活动。圣加仑和同类修道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社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日常生活所需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自产的。圣加仑修道院里的作坊遵守各种权威性原则的根据是基督教的二元典律：圣灵可能会在这种环境里出现于凡俗的男女面前；然而，圣灵又并不被容纳在这些高墙之内。

到了12和13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作坊变成了另外一种既神圣又世俗的空间。1300年巴黎圣母院周边的教区和三百年前圣加仑修道院比起来，出现了几个不同之处。这个已经城市化的教区内部有许多“私有”房屋；说它们是私有的，既因为它们占的地是向教会租赁或者购买的，也因为修道士和其他神职人员不能随意进入这些房子。塞纳河南岸的主教广场充当了这个宗教社区获取商品的门户，而北边的圣兰德里广场则是该社区和世俗社会的交接处。当让·德·谢勒在13世纪中期着手完善这个城市社区时，政府出现在动工仪式上，俨然和教会分庭抗礼。这两个权威机构一起平等地感谢“建筑界，那些贡献劳力的雕刻工、玻璃吹制工、纺织工和木工，以及提供资金的银行家”。

行会是试图将rex qui nunquam moritur(国王万岁)的原则转化为世俗用语的组织。行会固然要靠法律文件来维系，但一代传一代的知识输送是它们得以延续的更重要因素。这种“知识资本”原初是行会经济力量的来源。历史学家罗伯特·洛佩斯将行会描绘成“由许多独立作坊组成的联盟，作坊的所有者(即师傅)通常会做出一切决定，以及确立一套低级人员(包括见习工、雇工或者学徒)如何获得擢升的制度”。1268年的《百业概览》列出了大约一百种采用这种组织方式的匠艺，并将其分为七大类：食品类、珠宝类、金属类、纺织服装类、毛皮类和建筑类。

另外，高下有别的宗教权威也进入了城镇。宗教仪式影响了城市行会工人的日常生活模式不说，巴黎七大行会的每个师傅也都获得类似于修道院院长的道德地位。师傅变得德高望重，部分是因为城市里糟糕的治安。中世纪的城镇并没有警察，街头巷尾日夜都有暴力事件发生。修道院的安宁在城市里不见踪影；街头的暴力渗入作坊内部，不同的作坊间也经常打斗。拉丁文的auctoritas(权威)的含义是令人产生敬畏因而服从的人物：作坊的师傅必须激发出这些情感才能够维护内部的秩序。

基督教的道德理论也影响到城市里那些信奉该教的匠人。早期的基督教教义普遍把空闲时间视为一种诱惑，认为闲暇会导致懒惰。这种教义尤其害怕女人。夏娃是祸水，让男人无法专心工作。教会的神父滑稽地认为女人要是没事做就会变成荡妇。这种偏见催生了实践：女性的诱惑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匠艺来抵消，那就是针线活，于是当时的女人要么纺织，要么刺绣，反正双手总是停不下来。

用针来避免女人陷入无聊的做法，始作俑者是早期的教会神父哲罗姆。随着时间的推移，前面提到的偏见变得深入人心，而这种抑制性欲的实践在中世纪也变成了值得自豪的事情。正如历史学家爱德华·露西-史密斯指出的，“当时的皇后并不以纺织和缝补为耻”；忏悔者爱德华的皇后伊迪丝缝制过一些朴素的衣服，征服者威廉的皇后玛蒂尔达也是如此。

但女人还是没能够成为各种行会的正式成员，尽管在城市作坊里，煮饭做菜和打扫卫生都是由女人来完成。

在中世纪的行会里，男性的权威体现为一个由师傅、见习工和学徒组成的三层等级结构。合同指定了当学徒的期限(通常是七年)和费用(通常由学徒的父母支付)。行会里的晋升制度是这样的：七年结束后，学徒提交一件“杰出作品”，展现他在当学徒期间学到的各种基本技能。顺利通过考核以后，他就变成了见习工，要再干上五年到十年，直到他能够用一件“高级杰出作品”来证明他有资格取代师傅的位置。

学徒的结业作品主要是模仿，在这段时期，他的学习就是复制。见习工的结业作品则要复杂得多。他必须展现出管理能力，并证明自己有潜力在将来成为一名领导。从简单地模仿既有的工序，到更好地理解如何利用已有知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是所有技能得到发展的标志。中世纪作坊的特殊之处，在于师傅和评审在这个过程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师傅的裁决就是终审，没有上诉的机会。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行会才会干预作坊师傅个人给出的判断，因为师傅本人便是权威性和自主性的结合体。

就这方面而言，中世纪的金匠业是很好的研究对象，因为这门匠艺比较特殊，便于我们理解。金匠学徒只能在固定的地方学习如何熔化、提纯和称量各种贵重的金属。这些技能需要其师傅手把手地传授。然而，当学徒在当地提交了“杰出作品”以后，变成见习工的他就可以到各个城市去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这些行踪无定的见习金匠将他的“高级杰出作品”呈献给外国城市金匠师傅组成的评审团。他必须用自己的管理才华和道德行为来让这些陌生人相信他有能力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社会学家亚历杭德罗·波特斯曾经说现代的经济移民更具有冒险精神；留在自己国家的一般都比较保守。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中世纪的金匠业。

伊本·赫勒敦对与他同时代的金匠感兴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赫勒敦是最早的社会学家，也是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出生在如今的也门，但走遍了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当年那个地方是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混居之地，后者在当地维持着薄弱的统治。其皇皇巨著《历史导论》详细地记载了各种匠艺行业的情况。伊本·赫勒敦观察了本地基督徒行会的仓库，以及那些外来金匠的作品。在他看来，金匠就像柏柏尔人，因为四处游历而变得强大。而其他安于故土的行会则恰好相反，在他眼里是懒惰而“腐败”的。用他的话来说，“那些流动作坊的师傅”才是优秀的师傅。

从另一方面来说，四处迁移的劳动力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在中世纪时期引发了某些我们在今天经历到的恐惧。城市行会担心的是市场上涌入了许多这些行会并不生产的新奇商品。尤其是在中世纪的伦敦和巴黎，两地的行会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便抵制来自北欧的贸易增长。它们在城市的大门设立关卡，收取惩罚性的关税，同时也严格限制在城市里开办展销会。至于那些需要四处游历的行业，比如说金匠业，分布在各个城市的行会之间会签署盟约，保证每个金匠无论在哪里，工作环境都是一样的。就像古希腊的纺织工，这些中世纪匠人会设法将他们的匠艺完整地传给下一代。汉娜·阿伦特所说的“生育率”和失传是他们的敌人，因为要让各个国家保持相同的行业标准有着许多困难。

《百业概览》提到有些师傅“或是迫于穷困，或是出于选择”，会变成见习工。第一种降级的情况我们很容易理解；做生意亏本的师傅变成了其他人的奴仆。第二种情况也许可以通过流浪金匠来予以说明——其他行业的师傅放弃了他在行会里的地位，以便到别的城市去寻找机会。

艺成出师的金匠和现代的流动工人有相似之处，都是哪里有工作就到哪里去，但是古代那些行会的成员却拥有强烈的归属感。各地行会组成的网络为流动的工人提供了合同。同样重要的是，行会列明了移民对新遇到的金匠的各种义务。复杂的仪式将行会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许多金匠行会还有附属的兄弟会，这些兄弟会有女性成员，能够为有需要的工人提供帮助，从兴办宴席到购买墓地都能帮得上忙。在一个成年人之间的书面合同基本没有效力的年代，为经济交易提供保障的是非正式信任，“每个中世纪工匠最为迫切的世俗任务就是确立良好的个人声望”。这对那些到处游历的金匠来说尤其迫切，因为每到一个地方工作，他们都是当地人眼里的陌生人。行会的仪式生活和它们的兄弟会促使他们成为正直廉洁的人。

“权威”不只意味着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一个尊崇的位子。对匠人来说，他拥有的权威同样取决于他的技能水平。就金匠的情况来说，让金匠师傅拥有权威性的出色技能和他的职业道德是密不可分的。品德端正对金匠来说至关重要，是因为验金这种技术活，而整个金匠业的经济价值，恰恰是验金赋予的。

含有杂质、分量不足和假冒伪造的钱币给中世纪经济带来很大的麻烦。除了将黄金从矿石熔化出来以外，金匠的职责还包括鉴别金币的真假。这个行业的声誉是以诚实为基础的；弄虚作假的金匠一旦被发现，会遭到其他行会成员的严惩。诚实金匠的声望如何，不仅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也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他保证了某个贵族或者某个城市政府拥有的财富是真实的。为了强化金匠的道德感，13世纪的验金变成了一种宗教仪式，金匠师傅在验金之前，会先念出一套专门的祷语，以上帝的名义赌咒发誓黄金的含量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不会认为信仰能够揭示化学的真相，但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么想的。

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当时验金的程序是不科学的。中世纪的冶金学仍然受制于那种认为大自然只有四种基本元素的古代观点。直到文艺复兴晚期，冶金学家才懂得有效地使用“灰吹法”来检验金银。所谓灰吹法，就是将样品放在烈焰上烧，让诸如铅之类的杂质氧化。在那之前，中世纪金匠不得不采用许多测试方法，才能够判断他手里拿着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黄金。

验金时，“亲手”对金匠来说可不仅仅是一个说法而已。最重要的测试依靠他的触觉。金匠会把金属拿在手里摩挲，试图根据软硬度来判断其属性。在中世纪，触觉本身被赋予了魔法般的宗教属性，当时有“国王的触摸”之说，也就是国王把手放在臣民身上，便能治好瘰疬和麻风。就匠人验金来说，金匠摩挲得越缓慢、越彻底，其同行和雇主就越是相信他。测试一次便立刻得出的结果会遭到怀疑。

道德也影响到金匠和炼金术师之间的关系。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人看来，炼金术并不像我们今天认为的那么愚蠢，因为人们相信，所有固定的东西都是由相同的“土”组成的。那些炼金术师也不都是骗子——甚至直到17世纪末期，像艾萨克·牛顿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涉猎过炼金术。“大多数高明的炼金术师，”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写道，“是在研究一门灵魂的学问，而不仅仅是为了寻找黄金。”他们寻找的是一些净化原理，这些原理可以用来将“高贵”的东西从粗俗的泥土中提炼出来，而且反过来也可以用于灵魂的净化。因而金匠和炼金术师通常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他们追求的是相同的纯净。

此外，中世纪的金匠除了是伪造黄金者的死敌之外，也会通过实践对炼金术的理论提出批评。中世纪出现了大量的炼金术著作，有些纯属异想天开，有些则利用当时的科学原理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在验金时，金匠用他的双手去测试理论。他和炼金理论家的关系，就像现代英国护士和大叠“改革”文件的关系，后者会通过实践去判断它们的重要性。

金匠业也许最能够让我们明白家庭式作坊——将家庭和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地方——的情况。所有中世纪行会都是以家庭的等级关系为基础的，但这些未必是血缘关系。师傅扮演了见习工和学徒的父亲的角色，尽管他们不是他亲生的。父亲将儿子送到师傅门下学艺，无异于转让了父亲的角色，因为他的儿子行为若有不轨，师傅可以对其进行体罚。

然而，将作坊变成代理家庭也限制了代理父亲的权威。师傅收徒时要发一个任何父亲都不会发的毒誓，保证将技能传授给学徒。历史学家斯蒂芬·爱泼斯坦指出，这种约定是对学徒的保护，以免他们“沦为投机取巧的师傅的受害者。否则师傅很可能将他们当成廉价劳动力加以剥削”，而他们却得不到任何好处。相应地，学徒也要发一个毒誓，保证不会泄露师傅的独家秘笈。这些法律和宗教的纽带给予了血缘关系无法提供的情感回报：它们让优秀的学徒有资格在市民大游行的时候高举行会的徽号或者旗帜，而且在各种宴席上会有专属的座位。行会的宗教宣誓让代理父亲和儿子之间确立了彼此尊重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孝顺关系。

古代人在十二年左右的儿童期过后便算成年，但今天人们用的是青春期的概念，比原来的儿童期多出整整十年。研究儿童期的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曾经说过，中世纪并没有这种延长的青春期：儿童从六七岁开始就被当成小大人，和年纪较大的人一起奋斗，往往在性成熟之前便结婚。阿里耶斯的描述有许多事实错误，但有助于我们理解行会生活里各种关于权威性和自主性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非常依赖于这种将儿童视为小大人的做法。

历史文献表明，许多行会赋予工匠师傅的亲生儿子以特权，但亲生儿子未必能够享用这种特权。基业长青是例外而非常态。根据一项粗略的估计，在14世纪的欧洲，从布鲁日到威尼斯一带有许多作坊，子承父业的大概只有一半。而到16世纪，每十个工匠的儿子里面，只有一个接过了父亲的衣钵。更准确地说，1375年，在布鲁日众多木桶师傅的儿子中，大概一半接管其父亲的作坊；到1500年则一个也没有。反倒是那些前来投师学艺的外人，比师傅的亲生儿子更有可能成为作坊的新主人。

这种八百年前的人经历的代亲制并不完全是——用前面引用过的哈特利的话来说——“陌生的国度”。现代教师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学校里，他们其实也扮演了父母的角色。离婚和再婚则创造出另一种代理父母。

将中世纪的作坊之家凝聚在一起的不是爱，而是荣誉。具体来说，师傅在家里的权威性基于技能的传授。这正是代理父亲在儿童培养中的角色。他不给予“爱”，他代为履行父亲的职责，是因为收取了报酬。这种代亲制颇有值得借鉴之处，能够让我们理解当父亲意味着什么：行会师傅显然是个父亲式的人物，他让孩子看到比其出身的环境更开阔的景象。除此以外，孩子在金匠业还会接触到一套成年人的荣誉规则，掌握这套规则以后，他就能够离开作坊到外面去闯荡，不用再受其亲生父亲的束缚。中世纪的代理父亲也许对其学徒很有感情，但他没有去爱他们的必要。爱意味着柔肠百结，意味着宽宏大量，它对匠人生活而言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代理父亲是更为出色的父亲。

总而言之，对现在的匠人来说，中世纪的匠人既是兄弟也是陌生人。他为了工作四处奔走，然而他也借助共同的技能来谋求稳定。道德行为和他的技术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他的匠艺就像临床实践那样，需要亲自动手。他能够把别人的孩子教得很好。然而他的作坊却很短寿。中世纪作坊的衰落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其权威性基础，亦即它通过模仿、仪式与代亲制传授下去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