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诗与北方文学的特质

辽诗留存至今的篇什确乎很少，总共有70余首，都包括在陈述先生所编的《全辽文》之中。我们的考察，只能就现有的资料进行开掘。辽朝是以契丹民族为核心的北方王朝，契丹是一个典型地体现着北方少数民族共同特点的民族。在建立国家政权之后，不断地吸收中原汉文化，逐渐地由奴隶制社会转化到封建制社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不断地进行交融，而辽诗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因此，辽诗的意义与价值不能仅从数量上进行估计，也不能仅从一般概念上的艺术成就这个角度进行评价，而应该注重辽诗作为北方文学为中国诗史所注入的生机。

辽诗的价值超越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断限，它表征着北方文学成熟期的开端。南北诗风的融合，孕育了风骨遒上而又神韵悠远的唐宋诗。接踵而来的宋诗，则是思想清峻，渐老渐熟，另是一番姿态。辽诗，则是以北方民族纯朴质野的文化心态，接受唐诗滋育、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受宋诗熏染的产物，作为北方民族的文学传统，对金元诗歌产生了不容忽略的深远影响。辽金元三代，同是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文学上有某些共同的地方，辽金元诗歌，有内在的承绪性，辽诗是其源头。

辽诗如以作者分类的话，大致有这样几类：一是契丹诗人之作，二是汉族士人之作，三是民间谣谚。这几类诗作，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最能代表辽诗成就的，应是契丹诗人的创作。有关问题，将在下一章里深入论述。如果以体裁分的话，有四言、五言、七言、骚体，而这些体裁的运用，在辽诗中显得较为生拙，不如唐宋诗的细腻圆熟。如以风格而论，辽诗从整体上看，是颇为质朴刚健的，鲜明地体现着北方文学的特色。

辽诗无论是契丹人的作品还是汉人的作品，都可以视为契丹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结晶，同时，也是北方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北方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着一种动态的变化趋势，不断地分化而又不断地融合，因此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民族往往是多源的，而其分化也往往是多种流向的，因此，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族源是十分复杂的。各个民族有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但它们之间又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文化元素不少于不同的文化元素。北方各民族在没有接受中原汉族的农业生产方式之前，大多数都以游牧或游猎为其生产方式的，他们过着流徙不定的生活，广漠的草原或深山丛林造就了剽悍粗犷的性格，北方民族共有的文化心理便是勇敢豪犷而又质朴直率，这便造就了北方民族文学的刚健质朴的风格与率直奔放的表情方式。著名的《敕勒歌》正可以作为北歌的代表。金代大诗人元好问十分自豪地以“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论诗绝句》第七首）来称扬它的雄浑和粗犷。这其实可以看作是对北方歌谣的总体评价。南北朝之乐府民歌，最为鲜明地表现出南北诗风的差异。正如刘永济先生所说：“一则苍凉悲壮，多存质厚之风；一则婉娈哀思，弥极妖淫之致。虽曰时运使然，抑亦方风难改也。”[1]（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南朝乐府如《清商》《西曲》等，极为柔婉缠绵。如“前丝断缠绵，意欲结交情。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子夜歌》），“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子夜夏歌》），尽缠绵燕婉之致，与北歌截然不同。北歌则粗犷泼辣。同是写男女爱恋相思，北歌则曰：“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折杨柳歌辞》）“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真够大胆泼辣的了。歌颂尚武精神的作品就更为雄豪：“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牌子铁裲裆，鉾鸐尾条。”（《企喻歌辞》）如此之类甚多。《宋书·乐志》中说：“观《乐府诗集》所载吴声西曲体制，大抵短章，与北歌《企喻》、《捉搦》相同，特情辞婉娈哀思异之耳。”[2]明确地将“吴声西曲”与“北歌”加以比较区别。

辽诗是“北歌”不断发展的产物。契丹与鲜卑、奚、靺鞨、室韦等族同属“北狄”，其族源互相参杂。关于契丹的族源有起源于匈奴说、起源于鲜卑说、起源于匈奴与鲜卑融合说等。这些说法的分歧，实际上正说明契丹与这些主要的北方民族的渊源关系。在文化样式上也与鲜卑等十分相近。如契丹之髡发，即与鲜卑相同。而在土风音乐方面，更是都属于“北歌”的范围之内。辽诗的根源，正在于这个北方文学的传统之中。

这里所谓“北方文学”，主要是指北方土风歌诗，也即“北歌”，这是有很久远的源流的。《隋书·音乐志》引北齐祖埏表云：“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皇始二年（397）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3]这是拓跋魏时期的情形，足见“北歌”自成一体，有着鲜明的北方文化特色。《旧唐书·音乐志》述“北狄乐”说：“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时（按：魏先世称代），命掖庭宫女，晨夕职之。……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是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此后魏所谓《簸罗回》者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赵之际，鲜卑歌也。其词虏音，竟不可晓。”[4]这里记载的乃是“虏音”即鲜卑语等北方民族语言吟唱之歌，而以汉语所为的“北歌”（“北狄乐”）大都保存在《梁鼓角横吹曲》中。虽是汉语，但仍是地道的“北歌”，其雄豪粗犷之风宛然可见。其中的《企喻歌》、《琅琊王歌》、《地驱乐歌》等都是典型的“北狄乐”。所谓《梁鼓角横吹曲》者，实皆北歌，而非梁歌。歌中有“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折杨柳歌辞》），足证其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吟唱。歌中表现了鲜卑等游牧民族的风情与勇悍雄豪的民族性格。如“放马两泉泽，忘不著连羁。担鞍逐马走，何得见马骑”，“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折杨柳歌辞》），即可作为代表之作。《梁鼓角横吹曲》属《鼓吹曲辞》，是军中之乐。宋人郭茂倩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5]这些“北狄乐”，当是包含着契丹一份的。

“北歌”的质朴雄莽，迥异于南方乐府的清绮柔婉，这是人们早有共识的。肖涤非先生从民族性格来论南北乐府之别：“北朝本以朔虏入主中华，崇尚武勇，习于征战，由其民族性之所近，故《横吹曲》独盛，而与南朝繁淫之《清商曲》分道扬镳焉。”“读其乐府，悲壮豪迈，尚武之气，充溢行间”[6]，可作为这种共识的代表。

辽诗是渊源于这种“北歌”传统的，尤其是契丹族诗人的创作有着质朴雄豪之气，不能不令人想到那些充满生命强力的北方乐府民歌即所谓“北狄乐”。读一下著名女诗人萧观音的《伏虎林待制》，那种雄猛刚健之风，令人不敢相信是出于巾帼之手。但辽诗决非北歌的简单重复，而是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把北方文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辽诗不再如北朝乐府那样纯任自然，全系天籁，而是吸收了汉诗成熟的艺术形式，更多地采纳了汉诗的意象系列与语言表现习惯，更多地具有了审美色彩，经历了由质而文的转变，为金、元诗的发展，开拓了一条道路。与唐宋诗相比，不能不说辽诗还是颇为粗糙的，较为质实的，但是，北方的草原与大漠，契丹民族的粗犷性格以及北歌的传统，都赋予了辽诗那种原生态的强劲生命力，给中华诗史注入了新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