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辽代文化的动态演进
要对辽诗有较为深切的认识，就不能不了解辽诗赖以生长的文化土壤。而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总是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演进过程之中的。尤其是辽代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契丹族作为主要民族，使契丹文化成为主要成分。但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契丹统治者不断地吸收汉文化，以适应契丹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迁。因此，辽代文化中文化变迁的痕迹也是较为明显的。而总的来说，辽代文化是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体。
契丹是我国北方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是在与鲜卑、奚等民族的长期交融离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游牧民族。关于契丹族的由来，主要的看法认为契丹原是鲜卑的一部。《辽史·世表》说：“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7]《新唐书·契丹传》也说：“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魏青龙中，部酋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杀。众遂微，逃潢水之南，黄龙之北。至元魏，自号为契丹。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而赢，东距高丽，西奚，南营州，北靺鞨、室韦，阻冷陉山而自固。”[8]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按此种说法看来，契丹乃是鲜卑的一部。到元魏时，已形成独立的一族。
契丹在唐初形成了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这是契丹发展的重要转折。部落联盟是国家产生的前奏。《契丹国志》载：“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统八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元约如此，不敢争。”[9]其他文献的记载大同小异。这便是大贺氏联盟时期的情形。大贺氏联盟衰败以后，继之而起的是遥辇氏部落联盟。《辽史》记载说：“遥辇氏承万荣、可突于败散之余，更为八部。”[10]在大贺氏时期，联盟首长由三年一任的世选制产生，轮换担任；遥辇氏后期，世选制便逐渐走向世袭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原来担任遥辇氏的军事首长，他通过对外战争大大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被拜为于越，地位仅次于可汗，“总知军国事”[11]，又取代了遥辇氏而成为契丹的有力领袖。阿保机继而废除了三年一改选的世选制，“益以威肃，诸部而不肯代”[12]，建立了世袭制的可汗地位。阿保机镇压了守旧势力的“诸弟之乱”，又以权力统一的契丹各部，征服了许多周边的邻族，建立了契丹人的第一个国家，宣告了辽王朝的诞生，使契丹社会由原始时期进入到奴隶制时期，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而后，辽王朝又不断地向封建制靠拢、迈进。
政治的变更离不开文化的变迁。辽朝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文化的迁替。契丹本是鲜卑系的一支，而且是文化上较为落后、发展较缓的一支。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即是流徙放牧，畜牧业是其最主要的产业。《辽史》述契丹的地理环境说：“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13]正是水草丰茂的草原地带，适合于游牧生产方式。游牧的生产方式没有固定的居所，随着季节变换而流徙不定。这是鲜卑、契丹、匈奴、奚等北方民族所共有的特点。史乘载契丹“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14]。契丹的风俗与靺鞨、突厥、奚等族都非常接近乃至基本相同。奚人的生活，“逐水草畜牧，居毡庐，环车为营……余部散山谷间，无赋入，以射猎为赀”[15]。契丹的生活方式与此大致相同。
北方游牧民族都有着十分强悍勇武的民族性格，他们骑马驰骋在草原上，粗犷豪放，充满着尚武精神。“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对于宝刀的喜爱，竟然超过对妙龄少女的喜爱，十分形象地表现出他们的勇悍气质。这种勇悍气质的另一方面则是某种野蛮的掠夺性。阿保机建立辽朝前后以及太宗耶律德光时期，都曾四处征讨掳掠，俘获了大量的中原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以及大量的牲畜财物，来增加这个奴隶制国家的实力。在契丹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时，他们是没有什么礼仪观念的，决不会以掳掠侵扰他族为耻，相反的，却是以掳掠之多为荣。其实，相邻的奚、靺鞨、室韦等北方民族都是如此，如奚人“善射猎，好与契丹战争”[16]，靺鞨“尤称劲健；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17]，“此群狄诸种，不识德义，互相侵盗”[18]，都以蛮勇好战而著称。《辽史》述契丹风俗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19]这是一个概括的描述。
辽国未立之前，契丹文化是相当落后的，处于原始文化阶段。没有文字，只好以“刻木之约”而纪事。也没有任何关于音乐、舞蹈的记载。原始民歌《焚骨咒》“夏日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是契丹未建国前的全部“文学遗产”。只有当阿保机建立了国家之后，为了更好地统治汉人奴隶及汉人地区，改革生产方式，健全国家体制，才倚靠汉族文士，吸收汉文化元素，使辽代文化有了很快的发展。《新五代史》载：“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20]这是契丹人吸收汉文化的开端。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化形态在历史上处于非常先进的地位。在封建社会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封建文化是相当发达的，令当时的世界诸国欣羡不置。而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高度发达的汉族封建文化。而少数民族的发展，有待于接受、吸收较为先进的汉文化，这是已为历史所证明了的。史实又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少数民族在他们只是作为边鄙少数民族的时候，很难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只有作为征服者乃至于入主中原的时候，才能真正吸收融合汉文化，使其社会形态很快跃迁到封建制。北魏、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说明了这一点。辽代文化实践，也正说明了这个情况。“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21]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这段名言的真理性。
阿保机在建国之初，趁中原之乱，攻掠中原汉地，俘获了大批汉人作为契丹贵族的生产奴隶。据《阴山杂录》载：“梁灭，阿保机帅兵直抵涿州，时幽州、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皆为（契丹）所陷，俘其民而归。”[22]契丹本是以游牧为生产方式，现在对于大量掳来的汉人，必须采取新的统治方法，于是便模仿中原的州县制来管理汉人，史称，阿保机趁中原多乱之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以唐州县置城以居之”[23]。新置的州县名称即用其原所属州县名称，汉人以农耕为生产方式，他们被掳流入契丹后，依然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给契丹社会带来了汉地的耕种方法，也包括技术与工具。这使契丹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单一的牧业向半农半牧转化。
为了加强对于汉人的统治，阿保机注重吸收汉文化，倚重汉族士人，学习中原王朝的管理经验。当时最受阿保机倚重的，是韩延徽、韩知古等。如韩延徽本是幽州士人，曾为刘守光的幕府参军，后来出使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马于野。延徽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太后言于太祖，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宜礼用之。’太祖召延徽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24]阿保机倚重韩延徽，采用他提出的许多办法来管理汉人，这些办法都是来自于汉文化中的制度文化方面。“延徽始教太祖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25]阿保机采纳韩延徽的这些方略，有效地控制了掳来的汉人。这些方略，实际上都是汉文化的移入。而客观上为契丹社会向封建制过渡奠定了基础。延徽又辅助阿保机建立封建等级制度，规定君臣名分，“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26]，使辽朝走向封建制迈开了关键的一步。
阿保机倚重韩延徽，实质是向汉族士人学习汉文化，以便适应新的形势。国家建立伊始，庶事草创，而契丹旧俗是不适合于一个专制帝国的建立与发展的，而中原王朝高度发达的封建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韩延徽曾一度逃奔晋王，“晋王欲置之幕府，而掌书记王缄疾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27]他实际上是要再回契丹。当他途经真定，住在乡人王德明家中时，王问他的打算，韩答道：“当复诣契丹。”王担心他这是自寻死路，“叛而复往，得无取死乎？”韩延徽心里很清楚阿保机对他的倚重之深，十分自信地说：“彼自吾归，如丧手目。今往诣之，手目复完，安肯害我？”果然，延徽复归契丹，“太祖闻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向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归，恐不听，故私归耳。’太祖待之益厚。及称帝，以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28]。阿保机所重用的汉族士人还有韩知古、康默记诸人。韩知古是蓟州玉田人，“善谋有识量”。“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29]在文化上的贡献，主要是他参酌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制定辽朝的礼仪制度。对于原来“仪法疏阔”的契丹社会来说，这是文化上的很大进步，也是走向封建制不可缺少的条件。康默记，本名照，“少为蓟州衙校，太祖侵蓟州得之，爱其材，隶麾下。一切蕃、汉相涉事，属默记折衷之，悉合上意。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厘。罹禁网者，人人自以为不冤。顷之，拜左尚书。神册三年，始建都，默记董议，人咸劝趋，百日而讫事”[30]。由此可见，康默记在辽朝初创时的功绩主要是草创法律与营建都城。太祖在这些工作上任用汉族士人，当然是为了吸收汉文化中这些方面的元素，使契丹国家形成更为完备的体制。在辽初草创时期，“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这些关系到国家奠基的大计，阿保机都倚重汉族士人，足见在契丹社会发展紧要关头，契丹统治者模仿学习中原王朝模式的渴求。“二韩一康”，均拜佐命功臣，说明了汉族士人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
辽朝草创时期，对于汉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侧重于制度文化方面，如君臣礼仪、官制（辽朝官制采取“双轨制”，即南面官、北面官两套机构并行。南面官治理汉人，北面官管理契丹军政事务。南面官皆用中原王朝汉制）、都邑等等。而随着辽朝逐步走向封建制的需要，在教育、科举、思想等领域，进一步吸收、融合汉文化元素。太祖时期参酌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创制在大字之后。契丹字的主要来源是汉字，王溥撰《五代会要》载：“契丹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撰为胡书。”[31]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32]《辽史》记载，太祖“神册五年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33]。见于《辽史》记载参与创制契丹字的契丹人有突吕不、耶律鲁不古、迭刺等人，而综合历史文献来看，契丹创字过程是汉人与契丹人共同参与、并且是参照汉字制成的。再从契丹字本身来考察，契丹大小字中有不少直接借用汉字的字形。即便是与汉字不相同的字，其形体特征、笔画走向，也是套取汉字而来，很像汉字的偏旁部首。契丹大字与汉字关系尤为密切，有的是直接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如“皇帝”、“太后”“太王”等；有的是借用汉字的形和义，如“一”“二”“五”“十”等；有的是借用汉字的字形，如“仁”“住”“弟”“田”等（这些字的音、义有待于探讨）。可见，汉字是契丹大字的直接之源。从契丹造字的史实不难看出汉文化对于兄弟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悠久传统。
从辽太祖阿保机开始，契丹统治者颇为重视儒学，并以此来吸引汉族士人，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同时，也使契丹及其他族人民增强封建纲常意识。太祖神册三年（918）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34]。顺带而言，辽朝崇佛不亚于儒学，“辽人佞佛尤甚”[35]。道教也很普遍，述律皇后和耶律倍曾“分谒佛寺、道观”。[36]儒、道、释都是从中原汉文化中引进的。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更尊崇儒学，他曾对阿保机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倍）春秋释奠。”[37]有辽一代，“尊孔崇儒”成为既定国策，历代君主都“好儒术”。契丹贵族往往通过儒家思想熏陶而成为真正的儒者，如耶律倍、萧韩家奴、耶律宗政等。而汉族儒士始终受到契丹统治者的信赖任用，进入最高决策核心的汉士也有很多。除太祖时期的韩延徽等三人外，后来的室昉、韩德让、郭袭、刘慎行、邢抱朴、韩制心等都位至使相。这些汉族儒士根据孔子“士志于道”、孟子“用夏变夷”等儒家理论，通过契丹统治者的政令，间接地改造契丹民族的经济、政治、生产方式、习俗以及文化心理素质等，为辽代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他们的“武器”，主要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传统。
契丹民族接受汉文化，又是通过科举取士这个渠道进行的。契丹立国之前的文化形态，与科举取士相距不啻十万八千里。而立国以后，随着契丹封建化的需要以及汉官势力的增长，科举取士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自景宗时始以科举取士，保宁八年（976）十二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38]。这是一个“前奏曲”。圣宗时期是契丹社会全面实行封建化改革的时期，科举是封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圣宗开始，采“用唐之制”正式开科取士。统和六年（988），诏“开贡举，放高举一人及第”[39]。从统和二十四年（1006）起，进士人数猛增。当年就有“进士杨吉等二十三人及第”。考试科目，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40]，后来又增明经、茂才等科。圣宗以后，辽代科举只以诗赋和经义两科，分别取士。科举制度的实行，大大刺激了辽代社会的文化气氛。不仅汉人趋之若鹜，而且被禁令不得应试的契丹人也十分向往之。兴宗时，耶律庶箴因让儿子应考受到处分，可见科举的吸引力所在了。以诗赋为考试正科，也就必然刺激人们学习诗赋写作，对于辽诗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契丹民族吸收、融合汉文化，大大提高了契丹文化的品位，而并未废弃契丹文化的自身特点，并未失去“自我”，这一点与女真的逐渐汉化有所不同。辽朝统治者一直实行南、北两套官制，北面官制全然保存契丹特点。在“国服”仪卫方面，“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41]。墓铭与碑文，多用契丹文字书写；宫廷画苑，多绘本国人物；君臣吟唱，好用本族语言。契丹统治者不许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是为了使契丹人保留、弘扬那种勇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历代君主虽“好儒术”，又往往都“善骑射”，不失契丹本色。辽代文化的演进，是以契丹文化为本位，吸取融合汉文化而不断提高的。契丹民族并不在先进的汉文化脚下自愧夷狄，一方面积极吸取汉文化元素来加速自己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又以强盛饱满的民族自信来统摄这种文化融合。清宁三年（1057）八月，道宗（耶律洪基）“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42]。“华夷同风”就是文化上实现邦内统一。道宗原诗已佚，而懿德皇后萧观音的应制属和之诗尚在，诗云：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
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
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萧观音的这首诗应该是与道宗的观念一致的。辽王朝决无“夷狄”的自卑感，而视其立国为“承天意”。诗中力排唯以中原汉族为正统来区分“华夷”的偏见，自视辽朝可为堂堂华夏的正统之主。道宗又曾说过：“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43]道宗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所谓“夷夏之辨”主要在于文化的差异，而辽朝文化吸纳汉文化的有益元素进入契丹文化系统，使契丹文化有了极大幅度的提高，自然是“不异于中华”了。
辽朝的“尊孔崇儒”、开科取士，使社会风化向往文明，而诗文之道成为必要的文化修养，这不能不刺激诗的创作。许多汉族士人受到契丹统治者的信赖与重用，这些汉族士人多以能诗称。自唐以来，诗遍华夏。开科取士，亦以诗赋为主，从某种意义上说，士人也都可称“诗人”。辽廷中的汉士如马得臣“好学博古，善属文，尤长于诗”[44]，王鼎更是辽代著名文学家。《辽史》记其诗思敏捷云：“时马唐俊有文名燕、蓟间，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鼎偶造席，唐俊见鼎朴野，置下坐。欲以诗困之，先出所作索赋，鼎援笔立成。唐俊惊其敏妙，因与定交。”[45]这些士人都有较高地位，如马得臣官翰林学士承旨，王鼎也“累迁翰林学士。当代典章多出其手”[46]。他们对于契丹人的文化心态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契丹不只是从辽朝汉士那里得到诗的影响，而在接受汉文化典籍同时，也就接受了诗的熏陶。《诗经》为“六经”之一，诗教乃是儒家教化的主要之途，儒学之传播是离不开诗的。契丹贵族中多有能诗者。东丹王耶律倍即是修养醇深的诗人。圣宗耶律隆绪“幼喜书翰，十岁能诗”[47]，“又喜吟诗，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又御制曲百余首”[48]。在契丹诗人中，圣宗算是“高产作家”了。统治者倡风于上，臣下势必热衷于此道了。辽代女诗人的创作成就十分突出。后妃中的萧观音、萧瑟瑟都留下了成就很高、个性鲜明的诗词作品（将在下章中论及）。著名汉士邢抱朴的母亲陈氏便是擅长诗赋的女才子。“陈氏甫笄，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49]耶律常哥也是有名的女诗人，“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时枢密使耶律乙辛爱其才，屡求诗，常哥遗以回文。乙辛知其讽己，衔之”[50]。契丹贵族中还有许多人能诗，如耶律倍之子、平王耶律隆先“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51]。耶律孟简“六岁，父晨出猎，俾赋《晓天星月诗》，孟简应声而成，父大奇之。既长，善属文。……及闻皇太子被害，不胜哀痛，以诗伤，作《放怀诗》二十首”[52]。耶律谷欲“兴宗命为诗友，数问治要，多听匡建”[53]。可见，有辽一代是有着越加浓厚的诗风的。契丹先世的《焚骨咒》作为唯一的“诗歌遗产”是何其朴陋，而到后来寺公大师用契丹文字作的《醉义歌》又是何其成熟而壮阔，这期间的跃进幅度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没有较为普遍的诗歌创作基础，是不会出现这样杰出的诗作的。
辽诗留存下来的篇什很少，就整体成就而言也难与金诗相比，金诗的巨大成就确实是令人瞩目、值得深入研究的。就其高度和丰富性来说，金诗是超过辽诗许多的。但是，如果没有辽诗的开辟草莱，就不会有金诗的声色大开。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辽、金是有着内在的连续性的。对于北方民族的文化来说，辽朝文化是一次大的起飞，它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辽诗所取得的成就，其根源必须在辽代社会的文化土壤中去探寻。没有辽代文化的发展演进，文化层位的大幅度提高，辽诗的特色与成就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也便是我们在诗歌史论中描述文化形态的原因。
[1]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0页。
[2] （南朝）沈约：《宋书》卷93《隐逸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78页。
[3] （唐）魏征等：《隋书》卷14《音乐志》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3页。
[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29《音乐志》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1页。
[5]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页。
[6]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7] （元）脱脱等：《辽史》卷63《世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49页。
[8]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19《契丹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64页。
[9]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併合部落》，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71页。
[10] （元）脱脱等：《辽史》卷32《营卫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6页。
[11] （元）脱脱等：《辽史》卷1《太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页。
[12]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6页。
[13] （元）脱脱等：《辽史》卷37《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7页。
[14] （唐）魏征等：《隋书》卷84《契丹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82页。
[15]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19《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70页。
[1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9《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4页。
[17]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9《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8页。
[18] （北齐）魏收等：《魏书》卷100《豆莫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22页。
[19] （元）脱脱等：《辽史》卷59《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23页。
[20]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7页。
[22] （辽）赵志忠：《阴山杂录》，见厉鹗《辽史拾遗》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页。
[23]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6页。
[24]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6《韩延徽传》，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28页。
[25]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6《韩延徽传》，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28页。
[26] （元）脱脱等：《辽史》卷74《韩延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32页。
[27]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页。
[28]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6《韩延徽传》，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29页。
[29] （元）脱脱等：《辽史》卷74《韩知古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33页。
[30] （元）脱脱等：《辽史》卷74《康默记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30页。
[31]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9页。
[32]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8页。
[33] （元）脱脱等：《辽史》卷2《太祖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页。
[34] （元）脱脱等：《辽史》卷1《太祖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页。
[35] （元）脱脱等：《金史》卷46《食货志》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33页。
[36] （元）脱脱等：《辽史》卷2《太祖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页。
[37] （元）脱脱等：《辽史》卷72《义宗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9页。
[38] （元）脱脱等：《辽史》卷8《景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页。
[39] （元）脱脱等：《辽史》卷12《圣宗纪》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3页。
[40]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见《二十五别史》第16册，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75—176页。
[41] （元）脱脱等：《辽史》卷56《仪卫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05页。
[42] （元）脱脱等：《辽史》卷21《道宗纪》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5页。
[43] （宋）洪皓：《松漠纪闻》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44] （元）脱脱等：《辽史》卷80《马得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79页。
[45] （元）脱脱等：《辽史》卷104《文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53页。
[46] （元）脱脱等：《辽史》卷104《文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53页。
[47] （元）脱脱等：《辽史》卷10《圣宗纪》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页。
[48]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7《圣宗纪》，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58页。
[49] （元）脱脱等：《辽史》卷107《列女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71页。
[50] （元）脱脱等：《辽史》卷107《列女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72页。
[51] （元）脱脱等：《辽史》卷72《平王隆先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12页。
[52] （元）脱脱等：《辽史》卷104《文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56页。
[53] （元）脱脱等：《辽史》卷104《文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57页。